1949年，毛泽东的诗歌如洪钟大吕：“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年份，用“天翻地覆”一言以蔽之，是最为恰当不过了。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态之复杂，便可以想见。傅国涌新书《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14位知名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的日记，他们分别是学者、金融家、作家、出版家、报人、诗人等。在这一个特定的年份，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日记、书信等私人记录，得以被我们了解。
选择1949年，这是一种手术刀般的切入方式。这种方式给以读者一个历史的横切面，使读者得以看见骨骼血脉等内在组织，从而更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的、近距离的观察历史。这种研究方法，使人想起另外两本历史研究的杰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横断面只是一个标本，或云“切片”，但从一粒沙里便可以看见一个世界，更何况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那些“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简直是超出语言形容之外的！
他们有欢欣鼓舞几至于狂的，如诗人兼革命家柳亚子先生。在“知北游”一章里，讲述柳亚子等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先后取道香港北上，到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的经历。他们有柳亚子、宋云彬、叶圣陶、徐铸成等，都留下了北行日记，详细记下了他们舟车北行途中的经过。
这一行程，63岁的柳亚子先生真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毕竟是诗人，激情满怀。他每到一地，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而柳亚子自己在日记里总是说“被推讲话”。宋云彬日记说：“柳亚老自请讲话，颇慷慨而得体。”叶圣陶《北上日记》也有记载，3月8日看完戏，“亚老感动甚深，自动要求当众致词。”这与柳亚子日记有所出入，柳亚子先生自己是这么说的：“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度矣！”
这一年，胡风开始创作长诗《时间开始了》。这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时间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幕。这短短的5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心声。多么的具有概括力和表现力！难怪一向不佩服胡风文采的李慎之先生也要叹服。胡风不会料到，1955年，一张冷冰冰的逮捕证，会在他面前出示。
与他们的欢欣鼓舞不同，胡适的日记里多少带有哀伤落寞的色彩。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为什么这首诗会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为什么他跟傅斯年都会潸然泪下？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知道以和平方式播洒文明的种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
在包天笑的日记里，老百姓现实生活的苦难，是占第一位的。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他在自挽联中说：“及身已见太平来。”徐铸成感慨万千：“祖国的变化真大！”无论那一类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到来之时，无论他们最后的选择如何，他们对苦难祖国的深沉之爱，那种希望祖国从此强盛的真挚愿望是一致的。
据说谁也无法复原历史，因为谁也无法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所以历史一直以它的多面性迷惑着读者。美国学者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一书里说，人们一直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处于不同的条件，为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来撰写历史。于是历史本身就永远淹没在幽暗之中。但是无法复原历史本身，不意味着我们就永远无法接近历史本身，接近是可以无限的，比如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历史资料，比如我们可以有崭新的解读角度。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我以为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这本书是“私人记录”，是对官方“正史”的一种补充，或者说得严重些，就是“颠覆”。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把历史人物从宏大叙事的胁持中解放出来，还其“个人”的身份。所谓“私人记录”，它就不同于公共回忆。所以，本书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发掘，里面闪光的是一个个的“个人”，是活生生的，带着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带着他们的欢笑、憧憬、悲伤和无奈。以革命的名义，被有意无意抹去的个体，就这样重新浮现出来。正如傅国涌先生在序言里讲述的：“日记、书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忆）这些私人记录袒露的正是个人当下的心迹、他们思想的脉动，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尽在其中，没有遮掩，没有虚饰。他们的私人记录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经过无数的白云苍狗，多少世代变迁之后，人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些私人记录靠近历史，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他们的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正因为书中的文字带着个人的体温，所以这本书同时也是一本亲切的、令人手不忍释的书，在傅国涌笔下，历史有了可以让读者“亲历”的可能。诗人聂鲁达有句子说“耐心的打捞光阴”，正可用来形容傅国涌先生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