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概念，应当说今天也已经是一个十分刺眼的词儿。即便是地方政府官员，也试图用“新市民”之类的词来替代这个概念。因而，一位堂堂的中央政府部长也谈论“外来人口”，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个问题：究竟谁来保证人们的权利在全国范围内的平等？
说“外来人口”一词的是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他在解释城市房屋价格高企的时候说，外地、境外人士到这些城市购房比例比较高，是这些城市房价上涨的很重要的原因。他认为，供需市场不平衡造成房价上涨，而“在这种供求关系下，当地的原住民承受了很高的房价，我们觉得他们有点委屈”。
如果一个市长，或者一位大城市户籍市民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政治上很不正确，但起码还可以理解。毕竟，人人都免不了所谓的“地方精神”，也都有利己之心，包括一种集体的自私。也即自己享受的福利，不愿意让外人来分享。而身负供应市民福利之责的市长，当然也愿意在贡献GDP的时候人多一些，在分配福利的时候人少一些，所以，城市拒绝给予长期居住于本市的人口以本市户籍，倒也十分合乎经济人的理性——尽管市长本来不应当只是经济人。
也正因为此，中央政府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才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中央政府可以超越地方隔阂，确保一个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任一地方，享有宪法所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这样，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可以正常运转，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从而大大扩大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这就是“统一”对于普通民众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之外再养活一个全国性政府的理由所在。统一归根到底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有利于扩大分工与合作范围、提高效率、增加机会的制度安排。
如此说来，中央政府之存在，恰恰是为了取消“外来人口”这么一个概念。生活在具体一个地方的人，当然会把外面来的人说成“外来人口”，而中央政府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确保本地人不会歧视对待外地人，不会剥夺他们的机会，也不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替罪羊。经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外地人就只具有文化的意味，用来形容他的奇特的生活习惯，比如，一个人生活在广州之所以是个外地人，是因为他竟然天天吃面条，这人当然是外地人。但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将通过执行宪法和法律，确保“外地人”这个词汇不再有任何政治含义。
也就是说，山西富人到北京买房子、温州人到山西投资煤矿、广东人到东北开企业、扬州人到上海给人捏脚、陕西学生到浙江去上学，所有这些跨地区的活动，本地人或许有点抱怨，政府甚至可能采取某种限制性措施；但在中央政府眼里，这些不可能是什么“外地人口”的活动，而只是国民的正常经济、社会活动而已。中央政府的责任恰恰是要保证，山西人到北京买房子的时候不会遭到拒绝，广东人到东北开企业被欠债时东北的法院应当公平对待广东人。
但是，某些中央政府官员却把自己放到了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忘记了中央政府的正当职责所在。齐副部长几乎不假思索地将本应受全国法律统一保障的国民区分成“当地的原住民”和“外来人口”，并且断言，原住民受了“委屈”。那么，相关部门是否准备伸张正义，禁止外来人口再给原住民带来“委屈”？此时的相关部门已经不恰当地站在了拉偏架的位置，却不自知。
官员们为什么会犯如此奇怪而明显的错误？也许是因为以城乡分割、地域分割为根本功能的户籍制度实施已久，即便是中央政府官员，也已经十分自然地把人口之地域分割视为常态了。在他们眼里，一个山西人就应当永远生活在山西，而不准向往北京的生活；一个广东人也永远只能在广东开企业，而不准到其他地方做生意。即使山西人迁居北京生活根本不需要政府掏一分钱，广东人到外地做生意也不需要政府掏一分钱，也不准许，仅仅因为这种流动会扰乱他眼里的秩序，增加他管理的难度。显然，把每个国民捆绑在他的原住地，所有人都不流动，最便于政府对国民进行管理。这也正是有些官员所理解的秩序。
正是这种心态，使得户籍制度尽管在公共舆论中早已声名狼藉，却似乎没有彻底废除的迹象。很多人怪罪地方政府，其实，地方政府这样做不乏合理之处。倒是地方政府之上的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确保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员、商品、资本、服务在全国范围内所有地方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