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刘国光先生以对话的形式在《炎黄春秋》2007年7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先看开头一问一答：
杨承训：“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关键时期，科学阐发党的正确路线，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反对错误思潮。现在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又有各种思潮泛滥，我想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刘国光：“您不用客气，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研究在前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特色”，国人耳熟生茧。但从学部委员文中读到“特色社会主义”，却大可玩味。学部委员在后文中说：“现在，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比如‘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等。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逼得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明显是有针对性。只是，不知这“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也属于“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之类？且，“色”本有“掩护色”、“外衣”之嫌，再加一个“特”字，那可不就是“特别掩护色”、“特别外衣”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作茧自缚，不足为奇。
学部委员发挥说：“我们知道，改革方向的问题有讲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说坚持改革，他们坚持的方向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叶利钦提出了自由民主主义。改革的结果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颠覆了、端锅了，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成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国家。“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誉之为”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也够”特色“的了。内因与外因的辨证关系，学部委员当然不会不知道。只是与一般人的着眼点不同。
近读《随笔》2007年第三期所刊《神话的破灭》一文，其对苏联“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内容”所作的揭露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心目中苏联“好端端的”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一为天堂，一为地狱。
《神话的破灭》是述弢先生读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暮霭》之后的随笔。述弢先生写道：“案头有一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暮霭》。我常常是拿起来又放下，不为别的，是因为书中有着太多骇人听闻的历史真实，有着太多的血腥，太多的苦难。叫你不忍卒读，叫你无法置信，叫你透不过气来……”
岂止不忍卒读，岂止无法置信，岂止透不过气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人受难，连妻儿子女也难逃厄运，受到株连。1918年7月16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叶卡捷琳堡被当局悉数枪杀，从此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
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特格拉德枪决某军官四名三～七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继尼古拉二世的子女之后，留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这些被害者的父亲都曾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也尝到了自己种出的苦果。“
如此人间活地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毛发倒竖了，然而，这还不是最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儿童惩戒系统下的儿童集中营、儿童管教所和特殊的儿童古拉格读来真让人魂飞魄散：
“根据政治局和领袖本人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
这个系统拥有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这是个特殊的儿童古拉格。至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
“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象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象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生命如卑芜，母亲婴儿若蝼蚁，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人的生命在这里一文不值。革命领袖们的宏图大业与禽兽的血吻没有区别：
“在事关枪决的问题上，领袖们都很性急。比方说，仅1937年11月22日这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对12份名单中1，352人的枪决。同年12月7日，核准了对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被判死刑；1938年1月3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被判死刑；2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8份名单中3，699人的判决，其中3，622人被判死刑；3月份，这擭个人核准了对36份名单中3，286人的判刑，其中2，983人被判死刑；4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9份名单中2，799人的判刑；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对29份名单中2，750人的判决，其中2，371人被判死刑；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38份名单中6，013人的判决，其中4825人被判死刑。
“……”
或许，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让人直观地看清“好端端的”“社会主义”
无产阶段专政的血腥。季诺维也夫1918年9月提出：“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9，000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但季诺维也夫没料到的是，未隔多久，他自己也被这样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除掉了。把这样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暴政称为”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恐怕还不知道恻隐之心为何物。
划出10%予以“除掉”，即剥夺1，000万人的生存权。这与我们反右时也划出一个百分比两者之间有无“内”在关联，有待研究。与老大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相比，虽然我们的历史档案大多尚未解密，但即以十年浩劫中被判决死刑的现行来推测，那数字也绝不比老大哥逊色。众所周知，文革中死于非命的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大行政区书记、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合计即有近300人之多。这个数字占他们那个领导层多大的比例，只要有点小学算术水平便不难算出。至于象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这个社会阶层的冤魂有多少，那却是难以穷数了。学部委员称：“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一笔勾销，不能把毛泽东时代一笔勾销。毛泽东时代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这个时代为中国铸造出丰功伟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一亿左右人的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老大哥的10%.在学部委员的心目中，只须轻飘飘一句“不少缺点错误”，便无影无踪了！
述弢先生文末写道：
“阅读此书时，我每每掩卷凝思，大惑不解：如此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堂皇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这该不是伪造文书吧？然而，那都是引自存档的绝密文件，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在10月革命90周年、苏联解体15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段血迹斑斑的真实历史，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弄清全部真相，尚需时日。幸而当初讳莫如深的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留存下来，幸而象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有识之士终于可以接触到这些绝密档案。不然的话，也许我们就始终蒙在鼓里，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斯大林死后第三年，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为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堪称大智大勇，是真正的伟大、光荣、正确。
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若能以赫鲁晓夫为楷模，重新评价毛泽东，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必能流芳百世。只可惜他20年间徘徊于摸论、猫论，迷信武力，不舍专制，垂帘弄权，又自废左臂右膀。把“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完全用拧了地方，终铸成大错，真令人废书三叹。
不破不立，不揭示韶山当国的“庐山真面目”，“改革”云云便只能是自欺欺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暮霭》中援引了1904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1934年致苏联政府的信：“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
弹指一挥间，73年过去。学部委员、资深教授之类头衔在诺贝尔奖前虽一文不值，但若论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那可就不止是云壤之别了。“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云云，说轻点，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太自以为是。究其实，就是为虎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