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仇富的历史相当悠久，但那不是常态，而是特例。仇富者的狂欢节，只在起义、造反、叛乱等无政府时期。无论东方西方，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财富易手只能或买卖、或交换、或赠与。偷盗与抢劫绝不会被允许。乱拿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是要坐牢的。此为不容置疑的人间公理，全球普适。所以，常态社会下，仇富的思想属于异端思想，仇富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穷人对于富人，只能或羡之，或妒之，或相安无事，或漠然置之。
然而，马克思主义赋予仇富以道德价值，改变了仇富者的历史地位。使仇富行为合理化、常态化、国家化、正当化乃至神圣化，给之以严密的理论包装，并使之享誉世界，这一功劳，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莫属（虽然马克思曾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但考诸思想史，将阶级斗争神圣化的理论正是他的发明——他太有才，也太谦虚了。）。马克思给财富打上了罪恶的印记，给仇恨穿上了正义的外衣，从此，在某些国家，富人成了全民公敌；在某些人群，仇富成了光明正大、天经地义的事情。单个人的掠夺抢劫是犯罪，集团化、群众化、国家化的掠夺抢劫倒成了美德。其中，为祸最烈者当属毛时代的中国。
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共产门徒看来，劳动和资本必然互相对立，穷人和富人理应世代为仇。这是近世全部社会结构中“最深的秘密”和“最隐蔽的基础”（当然，一经马克思揭露，这“秘密”就再也不能“隐蔽”下去了）。靠剥削而越来越富有的阶级与被剥削而越来越贫穷的阶级之间，仇恨与斗争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有益无害、多多益善，发扬光大、其乐无穷。这是因为，穷人对富人、无产者对有产者的阶级斗争正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又说，自工业化时代以来，“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富裕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两大对立阶级势必“进行不间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这种穷人与富人的斗争还将不断转移战场、扩大战果，从经济到政治、从政治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必将同一切传统的关系、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上引文出自《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和中共是阶级斗争仇富理论的狂热实践者。从肉体斗争到灵魂斗争，从所有制革命到文化革命，可谓“将仇富进行到底”。毛的中国不仅消灭了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正象马克思所言，也几乎与传统社会、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仇富的硝烟烈火，将中国烧成了一片财富、文化与道德的荒漠。
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受到冷落，马列斯毛渐渐过时。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老中国重又有了新富人：亿万富豪数万人、千万富豪数百万人、百万富翁数千万人（拜房价狂涨之赐，在京沪深广有套大房子的，大约也都挤入百万富翁之列了）。但是，与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口相比，中国的富人实在是太少，少得可怜，少得不成比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离富人的标准还相距很远，致富的希望也还遥遥无期。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又不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虽然，平心而论，比起毛时代，中国的穷人们或多或少也都有所富裕。
中国的社会风尚也为之一变。昔日的联动分子办起了太子党公司，已成联富分子；昔日的红卫兵小将忙着数铜板，已无心回味当年往事。在财富迅速增长的中国，没有任何人再拒绝发财。中央政府开口“经济”、闭口“发展”，满世界炫耀“外汇储备”和“GDP政绩”；大小官员们明里捞权、暗中捞钱，贪污受贿、收费罚款、不亦乐乎；商人们更是无利不起早，不论正道歪道，走得通的就是好道，不管白金黑金，赚到手的都是真金；至于一般民众，无论蓝领白领，无论贩夫走卒，也大都怀着发家致富的玫瑰梦，满脑子充斥着物质主义、拜金主义。
财富增长得快，换手得快，对财富的无尽渴望增长得更快。当财富增长既成了政府几乎唯一可打的合法性招牌，又成了民众几乎唯一热衷的生活目标，这个社会可就变得有些怪异了。在一个既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遗产，又几乎断绝了文化道德传统的国家，财富本身似乎已经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文化道德。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是孙子，人们笑贫不笑娼，十一岁的女孩自愿当坐台小姐，一笔赃款撂倒一片党官，一沓钞票胜过十年感情，十八岁的穷姑娘争嫁八十岁的富老头……。
如今的中国，崇富还来不及，难道说这个社会还有人仇富吗？有些人正是以中国人的崇富，来否定中国人的仇富。他们说，仇富是个“伪概念”。殊不知，崇富与仇富，本来一币二面、一体两用。表面上是冰炭不容的两极，实则只隔着一层窗户纸。由崇生羡、由羡生妒、由妒生仇、爱极而恨。当爱别人家的财富胜过了爱自己家的财富，爱而不可得，这就转向了仇富。正是拾阶而上、顺理成章。而崇富与仇富，二者都不是良好社会的正常心态。一个良好的社会，应以平常心视贫富之事、以平等心待贫富之人。不以贫生恨、不以富欺人。贫而无怨、富而无骄。孔子说得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当今中国，绝不是此等良好社会。好些富人富得没道理，为富不仁；好些穷人穷出暴脾气，穷斯滥矣。
近些年来，随着贫富悬殊的深化，人们对财富的崇拜逐渐升级，水涨船高，对富人的怨愤也就更难止抑。“主流经济学家”成了众矢之的，“原教旨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成了代罪羔羊。张维迎“善待企业家”、吴敬琏反对春运限价、茅于轼“替富人说话”，竟招来铺天盖地的恶毒谩骂。房产商人任志强说了一句“为富人建房”，几成全民公敌，国人皆曰可杀。这些人的有些话或有不妥，有些观点或有漏错，有些理论或可商榷，但一个多元社会，有多种观点多种理论本是常态，不可强求一律。若以平常心视之，这些观点实在没什么大不了。何至于骂之欲其死呢？可是，那些自命为穷人代言人的仇富先锋们，竟然就敏感到了闻富即怒、一触即跳、暴跳如雷的地步。
“资本原罪论”大战“资本有功论”，“清算派”大战“赦免派”，这种双方都概念不清、一味混淆视听的思想大混战，已不知胡搅蛮缠了多少个回合。在许多左派、民粹派的思维里，庞大的社会构造、复杂的财富故事越变越简单，似乎贫与富的人际分类已经大过一切、胜过一切、盖住一切、压倒一切，似乎官与民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对抗已经隐身于贫富差距之中，只能靠贫与富的殊死搏斗来一决雌雄，达到全盘解决。马克思、毛泽东的二元对立逻辑仍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心里：一边是穷人，一边是富人，非此即彼；正义属于占多数的穷人，罪恶属于占极少数的富人，非白即黑；一边是劳动，一边是资本，对垒分明；劳动创造了财富，资本剥削了劳动，势不两立。这么个祸国殃民的混蛋逻辑，可它就这么通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深入人心！
追根溯源，仇富情绪的泛滥在于阶级斗争观念的隐性复辟。虽然毛泽东早已做古，“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早已逝去，但是，祖龙身死魂犹在，仁义丧尽剩秕糠。马列斯毛理论并没有受到认真的清理，反右、文革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批判，土改、镇反、三大改造，仍然维持毛派定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确实有巨大的增长，然而，中国所值得称道的增长，也几乎仅仅限于财富而已。我们仍旧生活在毛派共产革命所遗留下来的这片文化、精神、道德的荒漠之中。尽管今天的左派、民粹派并不把阶级斗争常常挂在嘴上，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分析框架、语词结构，仍然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毛泽东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
鼓吹仇富的人大约有两种：一种是明明对富人咬牙切齿，却矢口否认自己仇富，也拒不承认中国社会有人仇富；另一种就不同了，既要明目张胆地仇富，更要义正词严地美化仇富。他们说，仇富是权利、是义务，有理由、有依据。仇富有什么不好？有利于反腐肃贪，有利于市场公正，有利于社会平等，有利于共同富裕。多么慷慨激昂啊！如此义正词严所由何来？不用说，正来源于毛马列斯仇恨净化社会、斗争驱动历史、穷人有理、造反有功的大谬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四清，反右、文革，早就用过了这套说辞，当年更加义正词严。至今，也还有人坚持认为土改镇反是平等均富、三反五反和四清是反官倒反腐败、反右和文革是实行人民民主。可是狡辩无用，结果如何呢？不保守自由，不尊重权利，不遵循法治，不维护道德，贫富恶斗，秩序荡然，财富毁坏，社会崩解，又从何而来平等、公正与民主？
谁也不能否认，当下的中国贪官污吏横行，流氓黑道逞凶，不法奸商得势，财富分配不公。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说：斗争无福，仇富是祸，斗争哲学与仇富思维于解决中国问题有害无益。若任由仇富之火燃烧，到只剩灰烬时，再回看今天，又是“好时代”了。
当然，反对仇富，并不是说中国的富人都是白璧无瑕的天使，更不是说现行财产秩序已经至平至公；反对仇富，不是要维护现实中的丑陋，而是要争取未来的光明；不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很完美，而是不希望将来的中国更糟糕。
毋庸置疑，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道德现状都有太多令人失望痛苦之处，中国需要更多、更好的变革。然而，是以斗争的激情去毁灭现状，还是以小心翼翼的保守姿态去改变现状？这一关，我们必须走过去。这个文脉将断、国魂渐失的民族，怕已承受不起毛主义的再次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