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本文打算从一个侧面予以探讨和概括。这就是从歼灭「乌鸦」到供奉「凤凰」。
聚歼「乌鸦」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以发表《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冲锋号。过了十天，十八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杂文《乌「昼」啼》，作者徐锺年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授。
这组杂文的第一篇《乌凤和鸣》写道：「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因此对於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
徐锺年直言进谏，批评了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提出「乌凤和鸣」，话说得很全面扼要。但是这时反右已经开始十天了，而且《人民日报》在十四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严厉地指名批评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已经双眼紧盯《文汇报》了，可是随后《文汇报》还要发表徐锺年的《乌「昼」啼》。这个题目是这么刺眼，怎么能够逃脱毛泽东在上海的「眼睛」呢？今天来看，《文汇报》在十八日发表徐锺年的这篇文章，实在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他们的政治嗅觉怎么这样差劲呢？
徐锺年的文章不久就遭到在《解放日报》任职的张春桥（化名洛雨）的批判，随之而来的反右风暴中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全国文化界瞩目。不久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以得胜者的口气嘲讽说：「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按照中国文化习惯，乌鸦是报忧鸟，「乌夜啼」还不行，还要「乌昼啼」，毛泽东当然深恶痛绝，要「一枪开去」。徐锺年先生说：「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未免把对手估计太高。这里没有费厄泼来可言。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就定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结果，五十五万不分夜啼还是昼啼的乌鸦，一网聚歼。
供奉凤凰
风水轮流转，中共吃了五十年教训，现在对知识分子主要不是採用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了。再说，当初那些扛枪进城坐天下的「土包子」，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大学毕业了。五十年前，做县长的人，大多是文盲半文盲，如今几乎没有不是大学生的县长了。从三十年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高调，变成了精英执政。精英和资本联姻，驾驭着国家这匹怪兽，吹着「中国特色」这只高音喇叭，走上了高速公路。
但是，对於我们这些经历了共和国历史变迁的老人，最为不解的哥得巴赫猜想是，易中天可以把「三国」说得天花乱坠，阎崇年可以把努尔哈赤讲得滴水不漏，但是我们亲身经历了的土改史、镇反史、反右史却在「宜粗不宜细」的方针规范下，变成了一具空壳，几根乾巴巴的筋。
年轻人不知道「六四」是一个特殊的固定词组，中年人不知道曾经有过一场生死大辩论。谁说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要打你的右派，叫你劳改二十年，而理由在於「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
五十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天翻地覆」、「旧貌变新颜」，让海外归来的游子惊讶得目瞪口呆，但是除了房屋、街道、公园，真正的历史越来越被一种强力不乾胶封死。
衙门的「父母官」们已经由土包子换成了麦当劳，但国家仍然是一党独佔天下，嗜好报喜不报忧的脾气并没有改，现在除了继续打击喜欢多嘴多舌的乌鸦，倒也出现了供奉凤凰的新气象。
在中国，现在被执政党礼贤下士、奉若上宾的头号知识分子大概数季羨林等几个人。因此，八月六日，季老先生九十六岁的生日，总理温家宝专程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祝寿。这是从《凯迪论坛》上读到的新闻《季羨林：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人活到九十六岁很不容易了，因此，总理亲自前往祝寿，互相之间，难免说一点「不痛不痒的废话」（钱锺书语），乃人之常情。世界通行的人情准则是礼尚往来，大礼小还，小礼大还，都有失当之弊。那么，总理亲自前往祝寿，当然是大礼了，但是，季羨林是什么人？显然是当今的国士，接受这份大礼，老先生受之应不愧，笑而纳之，名正而言顺，情周而理洽。但是，季老先生却还了一份重礼.他说「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但却叫人讥诮有谀媚凤鸣之嫌，仿佛回到凤鸣朝阳、万方奏乐的怀仁堂。这样沉甸甸的谢忱未免叫人感到还礼太重，有失身分。
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风骨是挺起脊樑骨，不卑不亢。只有梁漱溟可谓当之。谁知道，毛泽东把梁漱溟从重庆请到北京，亲自安排他住在哪里？颐和园！那是皇家陵园，岂可和解放军总医院相比。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抬举梁漱溟，因为他是国民党时代推行「乡村建设」的「三傑」之一。另外二人，晏阳初解放前出走国外，卢作孚解放后在三反运动的第一天就自杀了。因此如果梁漱溟识相，对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土地改革」捧捧场，那是一句赏千金啊！住进了颐和园的梁漱溟却太不识相，没有阿上、媚上，竟然用「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来批评毛泽东坑害农民的政策。结果龙颜大怒，在怀仁堂当众痛斥「梁漱溟是用笔桿子杀人」，把他一脚踹出了颐和园.
季羨林先生生於辛亥年，正是满清王朝被推翻的那一年。从此中国进入了后辛亥时期，即后封建社会。现在，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离开满清、离开封建社会已经越来越远，可是季老先生评价社会的价值标准，却还是前辛亥社会的尺度。「人和政通，海晏河清」那是中国帝王治国的最高标准，臻於至治的理想境界。现在用这八个字来颂扬当今执政者，到底是恭维、还是贬抑呢？说明中国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呢？由此可见，时代前进了九十六年，季羨林先生的价值取向没有与时俱进，他的讚扬实际上说明他还停留在前辛亥的境界上。
季羨林先生於一九三五年远赴德国哥根廷大学读研，正好遇到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被迫滞留到战后一九四五年，才得以返国。他在德国长达十年，是极为少有的亲身目睹了法西斯暴政全程的国人之一。然后，他又经历了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因此写出了《牛棚杂忆》一书，因为此书有幸得到官方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在反右、文革越来越成为舆论出版的禁区的时候，这本《牛棚杂忆》当然就弥足珍贵而身价倍增，但也因此，《文革杂忆》成了粉饰文革罪恶的花瓶，而不是揭露文革浩劫的见证.
季羨林先生到过德国，应该知道在他到达德国前不久发生的一件轰动当时世界的审判：希特勒公开审判「国会纵火案」的「主谋」保加利亚共产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季米特洛夫。在法庭审讯过程中，季米特洛夫拒绝了官方指定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以英勇无畏的气慨，慷慨陈词，自我辩护，驳斥了强加给他的种种诬陷，证明自己无罪。在他洋洋洒洒的自我辩护过程中，检察官虽然插话大约五十次，发出种种警告，却没有禁止他发言，更没有叫法警把他押下去。随后法庭宣佈无罪释放。希特勒的这种执法气度，现在有吗？现在有这样的「法治」案例吗？
假若现在「人和政通」，怎么会络绎不绝地出现大大小小的陈希同、陈良宇呢？京城怎么会出现上访的人流呢？群体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怎么就此伏彼起呢？监狱里怎么会关押言论犯、思想犯、信仰犯呢？从一九五四年起，宪法上堂堂正正写着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怎么永远不见兑现的希望呢？难道这都是季羨林先生所说的「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吗」？
季先生在接见一位记者时说「和谐也不能走极端，对坏人，对敌人，就不能讲和谐.」更是叫人莫名其妙。季先生心目中的「坏人、敌人」起码也包括了还在哇啦哇啦的「乌鸦」吧？今天的中国，和谐是不足，还是「走极端」了呢？在中国今天的语境之下，「对坏人，对敌人，就不能讲和谐」，那就要回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了。听到这样的宏论，真叫人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这样的「人和政通」住在中国顶级医院的顶级病房里享受顶级治疗护理，当然是天天可以感受得到的。（见王庆环採访季羨林文《人活着最重要是想得开》）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等，这是努力方向，追求目标。提出这个努力方向、追求目标的前提，就说明没有达到「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季先生说：「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后半句颇令人费解。季先生是九十六岁的老人了，逻辑思维还这么周密，真叫人羡慕，但是特别声明「真话不全讲」就不知其所以然了。我们仍然希望季先生不要满足於做一只「喜鹊」，还是说一点治国治世的警世箴言吧。总之，真话要全讲.
前几年，季羨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术）界泰斗」和「国宝」，舆论闹了一阵。其实，中国御赐的自封的买来的交换的，戴上「大师」、「泰斗」、「国宝」桂冠的人，已经车载斗量了。季先生不屑为伍，应该是明智之举.可是我却又给戴上了一顶新帽子「国士」，实在是失敬。不过这只是遵从古意。「国士」是古代君王对才能独一无二的人的尊称.如今过年拜年，生日祝寿，国家领导人亲自登门，屈尊下驾，礼贤下士，都到季老之家，因此尊称季老为「国士」也是实至名归.
苏联和中国的国情相似，可以借之剖解季羨林受到供奉的原因。高尔基去世，一九三六年五月苏联邀请法国着名左翼作家安得烈？纪德参加在红场举行的高尔基的追悼会。纪德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满怀信念热情前去苏联，想欣赏一个新的世界。参加完了追悼会后，纪德到苏联各处游览参观.但是，对於这位崇尚自由民主自尊的法国作家来说，事与愿违，他对所见所闻非常失望，「他们为了使我倾倒，却给我展现了我极其憎恶的旧世界的所有特权」。纪德回到法国，直抒胸臆，毫不掩饰地写出了他的见闻观感《访苏联归来》，揭露了苏联的许多负面情形，如「苏维埃政府给予艺术家、文学家，所有能够对他歌功颂德的人非常好的优惠……」他自我调侃说：「如果我对苏联、对斯大林歌功颂德，我将会发多大的财呀！」（《花城出版社》出版，朱静、黄蓓译）温总理屈尊祝寿，季羨林「歌功颂德」，不过是投桃报李之意，而已，而已。
中国这个百鸟园中凤凰太多，乌鸦太少，当局者动辄还要打击捕捉，至今右派冤案也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还在继续制造层出不穷的新文字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执政党越来越腐败，其原因，盖失去监督与制衡。
（二○○七年八月八日於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