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一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汤用彤的学术地位，藉其佛教史研究奠定；而佛学在近世学术史的地位，则由中外文化因缘的交汇而造成。晚清以来，旧制度分崩离析，附庸于旧制度的思想体系亦随之动摇，表现在学术思想史上，一方面是儒学（经学）的衰微，一方面是诸子学及佛学的振兴，此为内缘；西力东侵之后，无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还是佛教的南北传播地域（东南亚、中亚），皆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笼罩之下，故佛教研究亦纳入欧洲东方学的范围，此为外缘。再加上日本也具有深厚的佛学传统，如此内外激荡，东西扬搉，佛学遂成为国际性的显学。
对佛教史作近代式的实证研究，以西人、日人得风气之先，而汤氏后出转精，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终得与外人分庭抗礼。
汤氏治佛教史，有相当周到的准备。他早年留美，先后在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学习梵文、巴利文；返国后曾听欧阳渐（竟无）讲解佛学。他在各大学哲学系执教时，除佛教史之外，几乎讲授过哲学系所有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伦理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魏晋玄学等；故一旦由博返约，梳理佛教史，就能从容地运用外域哲学以理解中土思想，中外会通而不露痕迹。可见佛学的功夫，固不能自限于佛学以内，所谓“功夫在诗外”也。
汤著《佛教史》的优点，在于大处能系统全面，而小处又细心周密。胡适在为汤氏校读《佛教史》稿本时就表示：“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七十年来，此书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之作”，则胡公一言，可作定评。胡适又记：“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此则最可见汤氏治学的作风。
按：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汤氏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衡量得失，则汤氏虽能立于不败之地，而终有保守之嫌。仍以佛学为例：胡适二十年代试作中国禅学史，写到南宗七祖神会，发现传世文献缺乏且多伪造，遂设想从敦煌写本入手搜求材料；随后他果然在游欧时发现禅宗新史料，藉此整理出《神会和尚遗集》，并大胆确定神会作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的历史地位。是为重写禅宗史的空前之作，可谓现代佛学史上的黑马，固非“只能作小心的求证”的汤氏所能为。故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汤用彤与胡适，可比青铜器（金文）研究方面的容庚与郭沫若。论根柢的扎实，著作的整齐，自以汤、容为优；若论见解的突破性，则不能不以胡、郭为胜矣。
汤氏散篇论文汇编为《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虽嫌片断而不乏己见；专著另有《印度哲学史略》，讲义有《西方哲学》、《隋唐佛教史稿》，惟精详远不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史料摘抄有《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读书札记》（包括佛教、道教），皆金针度人之学，未可轻忽。此外，于《高僧传》用力甚深，惜仅成《校点高僧传》耳。
汤氏性情温和，与世无争，1948年底当天地玄黄之际，谢绝北大校长胡适南下之请，仍留守北大；北京易帜后，被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以后改任北大副校长。他原与胡适私交甚佳，但1954年不得不出席《人民日报》主办的胡适批判会，其子汤一介回忆，当时“找他去，而且要他发言。……他当时很激动。我估计他心情一定很矛盾，他又非批判胡适不可。他心理还是有想法，所以脑溢血了。他喝了酒，送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神志不清了，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处在昏迷状态”。此后他半身不遂，而亦因此得免于与世周旋。
诗曰：汉唐佛史最专精，求证功夫更小心。未若适之能大胆，南宗神会始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