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是中国固有的“国粹”与传统，从周厉王开始，告密就已见诸史籍记载，悠久得可谓与中国人“自豪”的历史一样。那些花纳税人的钱搞断代工程，搞的意识形态工程，那些“爱国爱到夏商”（安替语）的人，好像爱不够彻底，他们似乎忘记了“告密”可能正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一大发明，在四九年后的老百姓生活里，被发扬光大，成为当政者最为钟爱的统治利器。中国人在告密的指使下，狗咬咬，互相撕咬，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生存境况，怎么可能使一个人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告密对统治者来说，是成本比较低廉的方式，但对整个中国人的素质与人格的损伤，包括心理健康诸方面，都有着莫大的影响。“隔墙有耳”这样的成语就是这样形成的，这说明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安全，大家成天都处于高度警惕的生存状态下，人人都被弄得像个神经病一样。人人都被弄得像个神经病一样，那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牧民之术的最高境界。
与告密一样悠久的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制度。从小学者开始的打小报告教育，到将打小报制度化，这就需要秘密警察在其中起到让这种制度高速运转的运营作用。秘密警察是一种最不耻的人类职业，特别那种只为一党一派之私利而服务，而压制民众利益的秘密警察，就更是人类的垃圾。但据说许多人为了进这样的单位而打破脑壳，为了一点残羹冷炙，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在当下的中国，这些不仅不以为耻，还以此为荣。尽管他们为了生活可以理解，但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剥夺他人自由生活的基础之上，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这就是可耻的。一种耻业不是在与他人合作的基础上受益，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靠损害与压制他人的利益而获益，尤其像告密和当秘密警察，这样的事是典型是省人利己，是典型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官方用纳税人的钱来建立这样的制度，以使他的非法统治得以运转，这就是大规模的侵犯人权。几千年来，在中国，告密和秘密警察像蛆附腐肉臭屎一样，从来不曾消失过，这是由制度的反人类性质所决定。
我曾经公布过四九年发布的新闻管制和通信管制的官方资料，从那时到现在，当政者对整个社会的非人控制，依旧存在，有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随意跟踪民众，任意践踏他们的权利，阻制他们的权利表达（上访、示威等），对他们进行无耻的关、卡、压，监控电话与邮件（包括电子邮件）都是家常便饭，使民众的生活处于令人不安的恐惧之中。现在不仅有各种各样莫明其妙的警察包括秘密警察逐渐增多，大规模控制网络的网警更是有增无减，冠冕堂皇的天网工程，亦是对民众进行更加严苛的监控之物。随之而来就是对网评员（有人称之为“五毛党”）的“培养”与利诱。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活动，遭受彼时军国主义盛行，尚未真正民主自由的日本国家秘密警察的跟踪，几遭逮捕。他在自传《蛤蟆的油》里记述了他与秘密警察短兵相接的一个细接，他形容秘密警脸上的“爬虫类表情”，我认为是我看来关于秘密警察脸相和精神气质，最准确的描述，与我们四川人形容告密者和秘密警察的“屁眼虫”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将此段抄录于后（见于该书P105），并附中国网评员开会的照片，让大家参照。
2007年9月5日8：06分于成都
一开始，我只说到哥哥家去暂住几天就离开了家，此后屡换住处，有时住在同情者的家里。开头我只担任街头联络员。政府镇压的手段非常残酷，和我联系的人常常不能如约出现，或是因为遭到检举，从此不能再来。
一个下雪天，我按照指定地点，到驹道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去。我刚推开门，不由得大吃一惊。咖啡馆里有五六个汉字，一见我就立刻站了起来。我一看便知道，这是特高刑警（特别高等警察的略称。战前日本为压制反对天皇政府的思想、言论、行为而设立的秘密警察——译注）。这些家伙的脸上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爬虫类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