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有许多民运人士喜欢充当先知，预测中共当局何时灭亡，这种思想很大程度是情感代替了理智。而有理智的民运同伴不好直说，怕伤害了别人感情。
实际上，中共祭出《反垄断法》这一杆旗，就说明了经济体制还是有改革余地，那就是破除电讯、电力、矿山等垄断行业，将这些非军事行业大多自由市场化，一方面消除垄断带来的民怨，一方面继续巩固当局的统治。
有人预测，中国大陆政府会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崩溃，比如印尼1999年，但是北京政府有1万3千多亿的外汇储备，一旦外资撤出中国投资市场，也不会出现阿根廷那样的货币危机，当然物价上涨，下岗失业和社会腐败与不公正肯定继续存在，但不至于短时间要命。
另外根据台湾的极权经验，中共也在实行乡村一级选举。台湾在蒋介石独裁期间，也是上层封闭，下层开放的，中央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地方可以选举，这种体制一方面满足下层社会的民主意愿，锻炼下层社会的参政能力，另一方面也巩固了独裁党的领导。
近来新闻报道，四川某地已经进行乡镇领导选举了，虽然这有很大的虚伪性：中共不在城市执行直接选举，反而选择在乡村。但能缓和社会矛盾。
从传统上讲，如果老一代人没有尝过自由空气，他们是不能建设民主中国的，正如走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习惯在奴役状态下的安稳，不能习惯走向自由的迷惘和危机，上帝祇有让他们在荒原奔波中老去死亡，新一代以色列人没有奴役的切身体会，才能适应新的自由生活，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
中国预计也是，50年代和60年的青年人，青春岁月没有自由的空气，没有包容的环境，他们习惯了领导和被领导，奴役和被奴役，自由和迷惘同在，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因此，中国社会变更的巨大责任降落在70年代和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不迷恋毛时代，没有奴役的太多记忆，至少知道经济的自由，有资格进入“民主的迦南美地”。
当然，这种时代论对于具体的个人可能不太适合，但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大致如此。
综上所述，中国自由之路还有漫长一段时间要走，虽然具体时间我们没法知道，但可以知道：不要想通过一次事件、两次运动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们，不要将目光集中在北京那么一撮人身上，更多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民工的薪水，加班时间长短（怎么帮忙改善？）
农民的迁徙，城市贫民窟整治（怎么帮忙改善？）
用什么办法管理城市流动小贩（民主政府也要管理的）
妓女如何改善从良（民主政府也不会鼓励卖淫的）
从历史上，发掘更多的真相，有了真相，民众自然就能客观看待生活。
等等，通过中国社会的研究启迪国民的理性思考，使人们的思想接近民主爆破的临界边沿。
中国的启蒙工作不同于西方历史的启蒙运动，因为基本理论已经被先贤们完成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只是：
1.如何通俗易懂，让看得懂字的人，也能看明白，将西方理论中国百姓化；
2.细节生活告示，将民主国家生活的细节告诉百姓，老百姓很实惠的，一比较，就明白该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体制
3.所以，启蒙必须是感恩形式传播，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从前辈那里学习的，没有机会回报前辈，就应该有义务告诉别人，存感恩温柔的心，而不是一开口就教训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