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疗对于生命、健康、安全等人权的强调，是不言而喻的。但“现代医院”经营范围的迅速扩大，同时也出现了传统医疗没有的新问题，例如：广州市广东省银行医院——海南东湖整形美容医院有一个小姐、女士们无法改变的规定：手术前，先得来张全裸照片，手要挽在背后，负责拍照的却是男性医生；再如：四川籍周小姐接受了深圳妇幼保健院医学美容中心的“永久性隆乳术”，花了几千元却落了个双乳袋垂、一碰即痛、外形欠佳、内有异物的恶果。2006年“现代医疗”爆出了惊天大案：“奥美定”让中国30万接受隆乳术的女性失去了乳房！
不管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都是最容易出事的，因为它十分势利眼。当官的不但有最好的治疗、最好的保健，而且几乎所有“单位”，混日子的医生有，对职工真正有质量的治疗与保健服务却谈不上。卫生系统的官员心里非常清楚——“把当官的伺候好了，就行了！”不是这样想的吗？为什么医疗服务质量出现整体的江湖化，医德空前（自神农以来）滑坡，而对参与“全国卫生城市评比”、主管“医院达标评比”这样的形式主义却那么来劲？这些工作既无实效，又劳民伤财，客观上实际是在削弱社会保健的能力。
中国各级卫生局有高明的医生，少高明的官员。许多名医通常是靠给首长治病有功而受宠当官。在非治疗范围，自然窝囊昏庸，使得医疗保健体系的业绩极其苍白。如果你仅仅医术高明，而看不到所谓评比之类实为虚假事功，则你的官位与你的能力无关；如果你看出来了，明知不可而为之，则你的品德有问题，虽然你在某专业方面甚至是国家级名医，也不配当“官”，只配回到病人身边——为什么要当这种无聊无德也无功的官？不当官的自由总不至于没有吧。
如果说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害死人”等等，在其他方面多为比喻，那在医院就是“大实话”了——我们的一些卫生官员，智力会低到连这点也认识不到？麻木不仁了吧。
如果说江湖庸医在过去只是特殊骗子的代称，那么，现在有证行医的“江湖庸医”又有多少？穿着白大褂堂皇坐在医院里的“骗子”、“混子”就已经人满为患，更不待说像胡万林那样的“黑道游医”了，真可谓群蝇乱飞、群魔乱舞。可就是这些“江湖郎中”，却能够到处获得进入正规医院的便利，堂皇骗取钱财，甚至害人性命。你真不得不佩服专政高度发达的中国，竟会到处出现大量的管理真空。
胡万林发迹新疆某劳改农场。这里先转述新疆某建设兵团医院的两个庸医例证：住院号为343846的李咏梅，病历上第一诊断为前列腺炎，出院后经某医学教授好心劝告，主治医生才将诊断改过来。（记者注：前列腺炎仅限于男性。）又有某女病人，患风湿性心脏病，妊娠七月引发心衰，病史记载为心无杂音，腹壁平坦，而且有当月月经来潮记载。（记者注：病人既患有心脏病，心脏岂能无杂音；既然妊娠七月，怎么可能腹壁平坦且当月月经来潮？）
某地70多岁的退休干部杨英记录了家眷在同一家医院的遭遇——我的妻子和另一位70多岁的老妇都曾因泪囊炎住进同一个医院。入院时，两人除了眼疾之外，精神身体都很正常，行走自如。每天各挂盐水三到四大瓶，挂到八九天后，弄得奄奄一息，只好出院，住院费都在一千元左右。一个是搀扶回家，一个是用滑杆抬回去的。经过两个多月在家休息，身体才有所恢复。我的表妹有个活泼可爱的三岁大的孙子，也是住进这家医院，本已病好，即将出院的当天，医生说，还是挂瓶吊针再走吧。结果盐水挂不到一半，孩子突然死了。当时只有表妹一人在场守护，正当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医务人员早把剩余的针药收走了。证据被毁，投诉无门；何况要医院的上级部门──卫生局来鉴定事故责任，那又何异于请鬼探病。表妹一家，也只好泪往肚内流，不了了之。我的一个远房妹夫何某，因伤风感冒咳嗽，到这家医院求治，院方要求住院，从下午三时进院到晚八时，连续打了五大瓶点滴，因注入的水太多，一时排泄不了，胸腹肿胀，痛苦不堪，只好手术导尿。我妻子1997年因天气炎热发生尿路感染（俗称热急胀，尿频），下午五时左右到这家医院就医，经尿检，医生一时说是糖尿病，一时又说是慢性肾炎，当即开出八张化验单。该医生说，今天下班了，明天检验后来住院再开药，今天不开处方了。当时我和妻子都向医生哀求：时时尿尿，今晚怎么过？明天一定来住院，今晚得先开点药吃。医生十分不情愿地开了一版氟哌酸胶囊和几粒磺铵类的消炎片。回到家里吃了一次，尿急尿频症状当即消失了，时间过去一年多，再也没有复发过……（取自1998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杨英 文）
如果说生病本身是灾难，看病同样会出现灾难，尤其是对住院治疗的家人来说更是灾难一场。看一次感冒常常得花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七排队八检查，脸难看方难开，常常让人觉得生病的倒霉主要是在到医院受气挨宰方面。住院病人在护士小姐眼里只是定时服药的机器和吸收吊液的皮囊。90%以上的事情都得由病人家属做，虽然护理费没少缴一分。尤其是失去活动能力的病人，护理的家人非常辛苦，想要护士小姐搭搭手也见不到人影。危重病人的护理都是有要求的，但现在护士小姐们已经不再面对什么要求了。例如护理中风的病人，那才苦啊，可是护理的家人累了，在一些医院连张方凳都坐不上，想靠在床边趴一会儿也会受到喝斥。
1998年7月，新疆一位医学老教授投书《山西发展导报》，自曝黑幕——我院领导的指导思想是赚钱的科室就是好科室：1、医生每开一张CT申请单，CT室即给该医生4.5元。我曾统计某医生在一月之内开了60张单子，而事实上，在这60位患者中需作CT检查的仅为20%左右。2、我院干部病房（团级以上）住院费定得很高（30元以上/天），伙食费却定得很低，伙食不足之数由医院补偿，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招徕顾客。因为每年公费医疗报销中大约有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作伙食开支。3、有一阶段，某些科室对同一病床可开三四个住院证，被列为加床。因为每加一床，科室每天可增加收入5元；事实上一个病床只住一个病人，其余名为住院而实际上在家吃药调养的病人也须交住院费（可以公费报销）。4、随意抽查一个病例：胡路民，男，16岁，住院号为339646。1997年3月4日第一次住院，当时有精神病症状，诊断为珠网膜下腔出血，但却没有化验报告；3月6日病程记录为精神可以，饮食良好，大便正常；最后一次输液时间是3月13日。4月5日出院时结算为输液器37具、30ml注射器40个、纱布300克、棉球一袋、一次性尿垫20条，费用共700元。1997年5月14日第二次住院，住院号为335885，诊断为散发性脑炎，尽管提不出诊断依据，仍让病人输液5天，结算单上填有输液器8具，30ml注射器49具，费用共300多元的字样。1997年6月26日第三次住院，住院号为343355，诊断为癫痫，未输液，结算时输液器9具，还有注射器等费用300多元。该病人住院三次，医院收费5000多元，其中乱收费（除上述外，还有陪住费、护工费等）1000多元。至于检查、用药是否恰当、合理还另当别论。
老教授说，以上只是很普通的几个例子，类似的情况在他的医院俯拾即是。对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老教授指明主要有：1、医院领导要维持一个铺张的“摊子”。在1998年职工代表大会上，领导毫不隐讳地通报1997年的招待费为38万元，另有其它项目开支也高达100多万元。同时，医院既要维持1200人左右的人头费（含1/3的非医务人员），又要负担领导外出时的大笔费用，使得医院不堪重负。2、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向钱看，收红包、吃回扣现象司空见惯。自从评为三甲医院以来，为了保荣誉、保领导职位、保科室及个人奖金，上下共同说假话、说空话，很多人根本无职业道德、科学精神可言；最近又要争创全国百佳医院，表面文章是做得越来越离谱。3、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医院全年收入8000多万，当地卫生局作为主管部门也得了不少好处。曾有人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医院的严重问题，上级竟将有关信件原封不动地转回原单位，以至于仗义执言者遭到打击报复。（取自1998年7月24日《山西发展导报》时代 文）
我猜想，这位肯自曝黑幕的老教授就一定遭到过不少“打击报复”。“文革”中我还是“红小兵”，那么小就学到一条“法律”，即“打击报复就是现行反革命”，不知现在的“现行反革命”总共有多少。
人们说，医院的滑落是“新时期”发生的，不对，早已发生。请问：50年代的右派们、60年代的“牛鬼蛇神”们得到过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吗？正因为那时医院被安上了“政治势利眼”，这只眼在“新时期”才出现了新的贪婪绿光。在一些医生眼里，老百姓只是动物，这些人医对老百姓与兽医无甚区别，否则，怎么会早在1978年，在首都北京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就发生长达16.5cm的塑料管手术后残留病人腹中18年之久的荒唐事呢？
中国首先加入的人权公约便是“日内瓦红十字公约”，这是一个主要针对战时的公约，内容很多很细。知情的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6·4镇压时，北京红十字会组织抢救中弹者是要受到镇压部队的阻挠、警告的。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没有讲到环境与人权，但医疗还是讲了。而讲医疗必讲诸如平均寿命延长、医院多了等等。一般说来，人均寿命的延长与人的生活质量（包括对人权的尊重）是有关联的。但是具体到某个人，则完全可能在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活得很长。反过来，如古代的昏君纵欲过度，滥服“贾道士的金丹”，其寿也短，应该说其一生主要是侵犯他人人权的一生。
医院数量与人权的关系也未必有本质的关联。数量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在医院分布的合理性与医院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及其实际业绩。中国医院布局上极不合理，在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坐医供过与求，行医则供小于求，甚至只有面向首长的出诊而无行医。各地都发生过急救车延误而使病人得不到及时抢救死亡的。而落后地区、边远地区缺医少药一如几百年前的状况。
说一点今年刚刚披露的新资料吧。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3月27日记者报道：据统计，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２％，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１００位之后。而且，医疗资源的８０％集中在城市，城市中又有８０％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２００７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第一次排在首位。目前，城乡家庭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占１１．８％，这个比例甚至高出了１０．６％的教育支出比例。２００２年中国以１．２６６万亿美元的ＧＤＰ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七，２００５年中国又以２．２２９万亿美元的ＧＤＰ总量跃居为第四。
卫生部经济研究所主任石光曾对此做过研究，研究发现，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２年的中国卫生费用的结构变化呈现三个特点：第一，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４年间下降了１７个百分点。第二，医疗保险以及雇主支付的卫生费用的绝对数也呈上升趋势，但是，相对比重也在２４年间下降了２０．９个百分点。第三，病人自费的绝对数额及其所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都在上升，２４年增加了近３８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１．６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表明：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８０％是为８５０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２００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４０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５００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