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格疯涨和价格串通是怎么造成的？发改委打击涨价和价格串通的依据何在？
我不是经济研究专家，我不想花更多的笔墨在一般经济学常识的言说上。在中国，市场经济依然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即政治对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像人质意义上的挟持，极权政治对经济的这种挟持使中国经济非常不健康，我们的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尾子市场。二尾子市场决定这个国家经济情形的畸形。本人认为价格的串通与疯涨，也可谓无风不起浪，比较平稳而成熟的市场，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大规模的价格串通与疯涨的。
价格串通与疯涨的原因，我的看法与官方有所不同，大家可以对比着看哪个更接近于事实。一来猪肉价格是由“猪沙斯”——蓝耳病导致大规模的猪的死亡而引发的，官方对蓝耳病的封锁与否认导致人心惶惶，并终致猪肉涨格上涨到疯狂的地步；二来，四九年后农民一直处于为国家积累发展所用的血汗钱的处境，而他们是二等国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是所有民众中境遇最差的，而农产品在未放开之前全政府类同抢劫之压价收购。即便到如今，由于农产品价格偏低而使得许多农民放弃经营农产品包括养猪，因而养猪的利润偏低导致许多人不养猪，从而在客观上也引发了猪肉价格的上涨；三，猪肉是中国人中大部分人中第一大肉类食品，是其它肉类所不可替代的，由于它处于民众日常生活食物链关键的一环，由它当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链锁反应，这种反应就会冲击到现在仍以吃饭为日常主要开支（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在世界上领先的原因之所在）的大部分中国人的利益，从而引发了一种民众不堪重负的恐慌。猪肉及日常物价你再怎么涨，也危及不到富人与官员们，而普通民众可谓雪上加霜。官方的思路不是考虑民众能否吃上饭，能否真正过上好日子，而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处理经济问题，最终导致发改委对一系列价格上涨看似经济行为实在政治企图的做法。价格联盟、价格串通实际表明消费者的力量之薄弱，从来没有制度上得到真正的解决，消费者协会之类平时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的意见是，现今中国的经济畸形，是由政治畸形亦即一党专制之独裁所引发，日常生活物价的上涨，掩忽不住许多领域用国营这个标签来搞的垄断，从而形成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这种破坏进一步波及到日常生活领域，有那么多领域得到垄断之实惠，没有真正的竞争，实际就是价格垄断，这种价格垄断也在客观上导致了日常生活物价的进一步攀升。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逐渐进入一个渐渐沉疴难起的死胡同。
二：为何贫困生资助中有官员的子女？
虽然经济持续发展近三十年，但不少人的贫困依旧是中国的大难题。一部分人是通过第一桶金甚至第N桶金的不义之财先富起来了，官方也通过钱权交易先富起来了，倒霉只是普通群众。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所积累的财富，上金字塔底部的人穷困万端。这里面既有经济发展畸形的原因，亦有一直以来的等级制度对底层民众的打压，更有社会分配不工诸多因素的困扰所致。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擅长在数据上耍花样，已是众所周知的事。贫困人口似乎每年都在减少，但很多时候这减少的人数只是政府的纸上意淫与对民众的忽悠而已。
中国的贫困因素固多，但劫贫济富的“发展”模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除社会分配不公的因系之外，政府的不作为而引致的双重乃至多重盘剥，是导致贫困人口依旧庞大的主要因素。政府在教育、住房、医疖、养老诸方面的不作为，让老百姓花尽了他们的血汗钱，而税收却越收越高，这样的双重剥夺使得普通民众在贫困的泥淖中挣扎。再者政府不作为，又不许非政府组织包括相应的慈善机构，能够有所为，能够对生活低的民众加以救济与扶持，因为极权政府心怕你非政府组织深得民心，而产生不利于他的民心向背，进而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在他们看来，统治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民众生活的真正改善，民众纳税养了他们，而他们并不真正用心于民众，这就是极权者的常规行为。民众贫困而得不到真正民间的慈善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救助，而官方迫使慈善机构包括希望工程等弄成十足的官僚工程、政府行为，最终导致这些慈善捐助变向为政府所控制，从而让普通受益者依旧拿着捐助者的钱而“感谢共产党”，共产党的官员在其中也有寻租之机会从而中饱私囊。而捐助的时候，其中夹杂着官员的子女，也是这种慈善怪胎的必然结果。总之出现官员子女来领慈善费的现象，是官方高度控制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扼杀民间社会良性运转的必然结果。
三：当局为何频繁封堵和关闭各种网站？
众所周知，信息是民主之源，选择是自由之本。只有诸种信息真正的自由畅通，才能有利于人们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官方为什么喜欢封堵各种网站与信息，他们就是想通过信息不对称不侵占民众的权利。因为把信息封锁了，官方最大限度地知道有利于及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会将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放出笼，而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剔掉，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民众得不到完全的信息，民众的信息是有限的，他们当然不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损，而常常在有缺限的信息之下做出判断，而导致了民众的愚昧。官方正好利用愚昧来得以实现他们残暴的利益最大化。只有言论自由、信息公开透明，才使官方那处欺哄人世的言论与说辞不攻自破，真正达到“见光死”。封锁信息不单是封锁信息那般简单，封锁信息就是封锁你的利益，将你的正当利益封锁了，他便于从中实现自己的抢劫，这便是官方封锁诸种信息及网站的真实因由，也是他们所谓扫黄打非的真正目的。
四：在高压之下，批评政府会不会是一种时髦？
迅翁早就说过，一般中国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做稳了的奴才，另一种是做奴才而不得。意思是说，中国人很少有独立的人，大多是依附的奴才。我认为这是事实描述，而非道德判断。人要保命而做奴才，虽然可以理解，但不值得提倡并加以效仿。既是这么多的奴才，几千年来真正能批评政府者，加起来可以说九牛一毛，少得可怜。换言之，中国人一直没有批评政府的传统，相反一直把政府加以神化，到四九年后对政府的神化可谓空前。一方面他们自我神化，自戴“伟光正”的道德安全帽，以避免受批评；另一方面受各种高压打击仅有的几个清醒者；再者通过“伟光正”而愚民，使得民众以为政府真是他们的救星，即便不是救星，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在某种意义上为他们着想。政府有难处，政府做不好，就应该下台，而不是长期尸位素餐。政府是拿来批评的，拿来责骂的，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简单地说，不只是批评，乃至责骂政府，都是公民应有的权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性地说清楚政府之害，他们或囿于知识之缺限，或囿于信息之被封堵而判断失真，他们只能从感性的生活中发现政府之恶，加以政府无耻地自我圣化，从而造成了民众大规模的反感，进而导致了谩骂。这谩骂有没有理，他都有骂的权利。政府是拿来批评与骂的，我曾经论证过政府是个不得不要的坏东西，大家可以参看。
在目前中国这样的现实处境里，敢于表达一点对政府不满的人，敢于谩骂政府的人，对众多的中国人相比，可为少之又少。复以极权政府的长期高压与镇压，没有人知道脑袋是南瓜，所以至少目前骂或者批评共产党，都不可形成一种所谓的时髦。什么是时髦？时髦有没有数据衡量？时髦之称难道仅凭一种自我感觉？仅凭自我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近乎一种臆断。我倒是认为，当骂或者批评政府变成更多人的言说与行为，乃至变成一项时髦时，才是民众以及社会的福音，但这样一个局面恐怕还得等上多少年才能实现。
五：为什么禁播朗恩约瑟夫的《南京梦魇——南京大屠杀》？
官方对日本问题之暧昧，恐怕是中国外交之中少有的。一方面官方不敢公开否认日本侵略中国，而且在适当的时候会轻描淡写地纪念一番，而这纪念也是对国民党主要功绩的冒名顶替。另一方面，官方又深知其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得到好处，以及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实用主义因素（如因市场之获得而放弃民主自由价值之操守，这一点在八九事件后日本的表现尤其明显）导致了官方对日外交的更加实用主义。官方对日的实用主义就是需要他们解围的时候与支持的时候，便极尽阿谀奉承之能势（如五十年代冷战中极欲打开局面而不要日本的赔款，甚至毛说感谢日本侵略才有共产党的壮大等；七十年代的极欲破冰而对日本的利用而建交；八九事件后要打破西方的封锁等等），一旦国内民生处于危险时刻，那就把日本当作一个拿来让民族主义者发泄其不满的靶子，转移民生视野，从而愚弄民众而进一步加固其统治合法性。奥运会、台海问题他们所打之牌，无非就是利用民族主义加固其统治合法性，从而转移民生视线罢了，并非能给民国带来真正的好处。正是因为如此，官方对约瑟夫的《南京梦魇——南京大屠杀》采取了一种无耻的暗中打压态度。我对日本的态度是，我们要理性地与他们交往，我们要与他们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但过去的事实绝不容抹杀。弄清真相才能迎来和平，弄清真相才来迎来和解，那种以为掩盖真相便可以得到真正和平与和解，是一种自欺欺人。中国官方对日本的态度，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只是一种有奶便娘的态度，这有奶便是娘的态度，不是用在民族、国家、民众的利益维护之上，而在对他们小集团的党派私利的维护上。即官方的对日外交，只是小集团私利作祟罢了，民族国家云乎哉？
六：为什么说民主不完美但是可以纠错？
没有完美的人，是人都有错的。同理，由人所组成的社会自发演生出来的制度及相应的设计，都是有缺陷的，自不待言。因此，英谚有云：与其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不如它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催生出来的极权统治，害人甚巨，却极其无耻地自我表扬，自我吹捧，自我圣化自己的优越性，比如常愚弄民众说社会主义是如何优越。但你看西人对民主制度的低调看法与消极承认，就会知道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制度是完美的，只能在众多不完美的制度中，找一个其害较轻的制度，那么民主制度无疑是目前世界上危害最小的制度。我们不必找完美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不存在，我们找一种危害最小的制度，那么民主是目前许多国家经过实践后所认为的不坏选择。
许多人都知道民主制度的不完善，那么民主制度最大的制度演进或者某些方面的人为设计，其核心便是它有一种开放式的纠错机制，即犯了错，可以把错误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同时也可以真正追查错误的来源，以便给错误的政府或者个人加以合法之惩处，从而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犯了错，有纠错的机制，有追查错误发生之原因并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还有进一处从错误中学习而使此种错误将来不再发生，即便发生也有法可依（如为了防止刑讯逼供而诞生的米兰达法，便是在米兰达审讯中从而得以广泛运用的沉默的权利。像米兰达之前所遭受的逼供冤枉便从此堵住了制度上的漏洞）。许多国家许多民众已经证明，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制度好于民主制度，虽然它也有自己的缺陷，但它因为有自我纠错机制（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便是纠错机制的保障），而得以健康良好地发展。
七：对于政府，批评到底有没有用？
许多政治学者研究后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政府的为恶倾向和实际为恶的行为，远远大于社会中的个人。这个结论不是凭空立论，而是有数据说话，以及坚实丰厚的论点作支撑。这进一步论证我所说的观点：政府是拿来批评与责骂的，不是拿来供着的观点。西方有政治学者说过，政府是个不得不要的坏东西。不得不要，是因为公共生活有些事个人无法办理，必须要有个托管者（如国防如公共运营等），但其坏就是因为维持政府营的都是由人组成的，是人都不完美，是人都有缺点与缺陷，所以得提防着由人组成的政府，因此必须对政府的权利加以限制，进行分割，而不能让其坐大，这便是西方分权理论的现实来源。对于像我们这样不受制约、打压批评的政府，当然是应该进一步让其还权于民，最终达成其权力之受制约，而民众得以通过诸种方式来驯服政府这头“恶魔”。
在民主国家，各种批评政府的声音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更不会遭受政府的打压。不是政府不想打压，而是政府欲打压而不能，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与能力，因为他的权力受到了强有力的制约。西方民主国家，批评政府是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即民众批评属实，而你不思改进，那么你就等着引咎辞职、被弹劾或者被民众选下台。而在非民选国家，民众批评政府不会带来立竿见影之效，但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阻止其为恶，提醒其为恶的后果，再者还可以唤醒更多的民众政府为什么为恶的意识，从而为进一步地制约政府为恶打下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为推进民主自由做出贡献。
八：落后就一定会挨打吗？
落后与挨打的关系，历来被近现代研究者特别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乐道。为什么他们喜欢论证这一层关系呢？因为这是他们武力取鼎后解决自己统治合法性焦虑的常用招数。在他们的愚民招数后，我们为什么挨打，那是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那是因为我们一个统一的极权政府，为什么没有一个统一的极权政府，那是因为还没有共产党，这也是他们推演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的理论说辞，从而完成共产党是中国人救星的理论过渡。读过茅海建的鸦片战争研究，读过真正的近现代史研究著作后，恐怕诸位就不会认可落后必然挨打的说辞。西方彼时固是船坚利炮，也有打开市场为自己得利的想法，但其经商的目的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中，也然明白。如果说落后，是观念落后的话，那么清政府包括现在的官方的确落后，那是因为这样的政府的观念的确不适合于人类普世价值观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如此重要，每个人的权利是如此应该受到重视。而不是一个政权是多么重要，一党一派之私利多么重要。世界有许多小国家并不发达，但从来很少挨打，这就表明落后与挨打之间没有关系，但前提是他们的观念与制度并不落后。但当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不适人类普世价值，阻碍了许多人的利益的时候，如这样的专制政府便必然受到符合更多人利益的民主自由国家的谴责乃至攻打，如萨达姆。美国打击是萨达姆的独裁，不然他用不着用精确道弹，用造价更小杀伤更大的弹药，便可从速解决。他们用精确导弹的目的是便于打击目标之明确，减少对平民的伤害。落后与挨打的背后，在中国藏着很深的愚民因素。
九：反右之错岂止是扩大化吗？
我对反右的研究已经很多年，这不是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由政权的反人类反人权反人道性质所决定的。任何人的权利都应得到切实之保护，哪怕他是真正的右派，哪怕他真正批评共产党，哪怕他们真正想用票选的方式“推翻”共产党，也不能因此将他们关、卡、压乃至劳改、杀害，弄得家破人亡。反右研究现在开始一种讲证据的学术研究状态，目前有一些学者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与资料库的建立，我们会进一步地研究出反右不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基础进行研究，才能不致于重蹈政权喜欢裁诬的泥淖中。
十：我们为何不对灾难频发的死难者致哀降半旗？
有朋友说，中国灾难频发，每天死人甚多，死人便降半旗，那么中国的旗帜就永远别升起，直接降下来好了。从现实境况上看，中国的灾难频发，其死人之多，堪称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的国旗是永远不可能也不该升起的。但介于实际可操作性，我意可以在几点上作修证。第一，修订《国旗法》，将普通人之非正常死亡列入悼念范畴；第二，可以在法律中规定何种性质非正常死亡，何种死亡人数可降旗？第三，可以规定什么性质多少人数的死亡，政府应该出面悼念？第四：何种死亡性质多少死亡人数应在媒体上公布死者姓名以示哀悼之忱。总之，死者一定要得到哀悼、纪念，生者一定要得到道歉、安慰、抚恤。不然的话，这些死去的冤魂何以瞑目，活着的生者何心安生？
我希望这个国家尽快实现对普通人之非正常死亡的哀悼，以实现降旗志哀的愿望，以彰显一个政府应有的文明理念。那种对非正常死亡不降旗志哀，默不作声，而且掩盖事实的做法，是对民众人权的极大伤害与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