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某次访谈的时候，主持人要求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自由主义，我的回答是：自由主义坚持用法治划出强制权力不及的私域。因此，在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自由、法治、权利、宪政，不仅紧密相关，而且是对同样一个目标追求的不同表达。当我们谈及（政治）自由的时候，这种自由是受先在规则约束的（法治），且该规则体系同样也制约了权力（限权宪政），表现为行为人的权利。
但是，权利（Right）并不就是正确(right)，这些年来，无论是在论坛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普遍的为言行辩解的模式：当某种言行被指责时，“这是我（他）的权利”常常成为自辩或代辩的内容。似乎只需要声称了自己（他人）的权利，则这种言行就可以免于被批评，或者至少可以抵挡一下责难。在我看来，这是误解了权利的含义。
权利（自由、法治与宪政）所划分出的，是一个隔绝于强制权力的私域。它所指向的不是具体的选择，而是选择的可能边界范围，在这一范围内，权利人可以作出不同的具体选择。就拿此次南都编辑处理薛涌稿件来说，在（理想中的）言论自由状态下，他当然拥有自由裁量的空间，比如采用、修改后采用，加按语后采用、拒绝使用等，所有这些都在其权利范围之内，但是，这些不同的具体选择的效应并不一样，人们当然可以对其具体的选择加以评议，而这种具体的评议（支持、中立或反对）并不会触及其权利范围，事实上，对选择结果的具体评议，与选择的权利范围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因此，在这个事件中，许多人下意识地将我对具体选择（拒用稿件）的批评，看作是对南都编辑权利的冒犯，就是将对具体选择的反对与其选择权利联系起来，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对权利的误解罢了。
在我看来，权利使人豁免于强制，但不豁免于批评。恰恰相反的是，正因为权利豁免于强制，权利的行使才更加依赖于批评。在法治作为最后约束边界的情况下，所有个体或团体，都与其他个体或团体形成了某种关系，其行为必然根据与其他个体（团体）的互动反馈而进行，以便在合理预期的前提下，实现最有效率和利益的选择。而任何个体（团体）在其权利范围内的特定行为，必然给其他个体和团体带来不同的影响，而其他团体和个体当然也就有权利回应这种影响，这种双向的互动反馈，乃是自发演进的核心，通过它,将使得社会交往更为有效,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状态。
这种不具备强制力的互动反馈，同样包含着一系列的行为（当然，这些行为一定也是在被动反馈一方的权利范围之内），从最强烈的拒绝交往，到比较温和的公开话语评议，到更温和的私下规劝。。。。。。等等，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系列的互动反馈过程，就建立不起个体（团体）之间稳定有效的相互预期，从而会损害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
因此，尽管南都拒绝使用稿件，完全在其权利范围之内，但对其拒绝使用这一具体选择，南都的读者、合作者乃至社会公众（因为此事已经被呈现于公共空间），都可以就这一具体选择展开评议，而这样的评议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将一并构成对南都编辑此后选择的软约束，而我相信，这种软约束，将给南都和与南都有关系的所有人群，带来正面的收益。
这种软约束的最终力量当然是合作者的终止合作，与读者的拒绝购买，但是，最终力量却不是唯一力量，相反的是，以最终力量为后盾的评议与规劝，也一样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其预期，从而修正其行为，或者说，最终手段之前的其他手段的行使，恰恰就是为了避免最终手段的行使，从而在不致破局的情况下改善彼此的福利。而最终手段之所以为最终手段，其最大的力量可能反倒是在于它的不被行事。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个体和团体，其实都随时在接受外界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改变其预期和行为，这种外界的影响，乃是改进其自身以及其对象的福利所不可或缺的。
当然，我之所以评议南都，除了自己作为专栏作者，从而爱之切之外，尚有别的考虑。为了保障言论自由，我们倾向于将公权强制力进可能地排除出言论领域。而现代分工体系的要求，以及传播的特点，也使得媒体拥有了高出于其他个体和团体的话语权力——这甚至被称作为与行政、立法、司法相媲美的第四权力。那么，对于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豁免于公权强制的权力，我们所能拥有的抗衡手段，难道就仅仅只有拒绝使用这一最终手段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对于媒体尤其是将公信力作为其立身之本的媒体来说，针对其公信力的评议，将构成对媒体权力的有效制约，这一评议首先来自于新闻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当然也来自于媒体合作者（广告商、作者、读者）的评议，最终也包括了其他社会公众的普遍观感，所有这些合并起来，可能是法治社会中，针对媒体权力所不可或缺的制约手段，尽管这当然不是最终的手段。
或许还是我的朋友和菜头总结得更为精彩：“没有诉诸于普遍意义层面的人性追求，自由主义就是恶的根源。而看不到自由主义的局限和困境，我们只能从恶过渡到恶，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所能开出来的最恶劣的花朵。而且，这一点我们的的确能够看到。应当永远记得一点：自由主义并非最好的价值观，而是最不坏的一种。”
我们追求自由的权利，只是为了更好的选择创造条件，而更好的选择，却不会因为我们有了权利就自动涌现，而还需要更多。而这个更多，当然包括自由的精神（积极的言论自由）在内的诸多内容（普遍意义层面的人性追求），而这些追求，当然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公开的评议等手段来实现，因此，我还是借用菜头曾经引用过的一句话来结尾吧：
自由主义致力于平等，但它需要优秀；自由主义致力于自由，但它需要美德。
Liberalism is committed to equality, but it needs exellence. It is committed to freedom, but it needs virt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