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二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室名饮冰室；广东新会人。
胡适未满三十岁即暴得大名，故有资格作《四十自述》；而梁启超竟有资格作《三十自述》，更可见他入世成名之速。自1896年主持《时务报》开始凡三十余年，梁氏言满天下，名满天下，论知识分子对思想界舆论界的领导力，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他不仅是近世以来第一人，甚至求之古今中外，亦罕有伦比。故徐志摩评论梁氏说：“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藉《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言论阵地，开设“新知识的杂货店”，引进西学，观察中国，启发民智，鼓吹改良，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真可谓梁启超时代。但梁氏作为报国志士而逢危时乱世，读书不能不以致用为目标，治学速成，作文急就，又多剿袭西洋乃至东洋成说以为己用，故论思想启蒙则有余，论学术发明则未足。
民国初年，梁氏复卷入现实政治，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参与讨袁（世凯）称帝、讨张（勋）复辟两大战役，总计他一生真正专心治学的时间，不过去世前十年左右而已。
但即以区区十年的著作而论，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已足惊人。史学方法，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文献学，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先秦思想，有《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佛学，有《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典之翻译》、《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文学史，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陶渊明》、《桃花扇注》、《辛稼轩先生年谱》；清代学术，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散论、讲演、题跋更无以数计。在学术风格上，虽仍不免粗疏之讥，但能综合中外新旧学问而条理化，亦间有一己的发明，其指引后学之功，终不可没。
按：近人论史学方法，新派以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旧派则有柳诒徵《国史要义》，自成体系而失之信古蔑今；另有张尔田《史微》，以“史”为名义，实综论经史百家，其学术观尤顽固之甚。清儒之得失，章太炎、刘师培皆有论衡，而全面总结有清三百年学术，则以梁氏为先导。其后罗振玉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微有《清儒学记》，亦各有可观。
梁氏一战后游历欧洲，思想为之一变，著《欧游心影录》，冀图以东方文化救济西方文明，颇令新文化运动一派不满。故胡适早年虽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但在他去世后私下表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顾颉刚亦指他“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梁氏也自认“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又作诗自叹“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故胡、顾所言，确能中梁氏之病，惟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未免苛刻过甚。
梁氏对此亦有辩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此意甚通达，亦可见梁氏学术生命力的充沛。
另，钱穆的治学取向及规模，颇受梁氏启示。梁著《历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皆有同题之作；梁拟作《中国文化史》，钱则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有《先秦学术年表》，钱则有《先秦诸子系年》，似乎亦步亦趋。钱虽后来居上，仍不抹杀梁氏地位，以为“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意较胡、顾为可取。
梁氏又自评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盖手段鲁莽而能大力开山者。则其人置之《说唐》，宜为程咬金；置之《水浒传》，其为黑旋风乎？
其师康有为，主今文经学，非实事求是的学问中人，乃“六经注我”的豪杰之士；但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亦有启发处，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影响甚大。
诗曰：激扬文字叹无涯，异代乡贤陈白沙。昔我几番战今我，但开风气不名家。
按：新会一隅，明朝有陈献章（白沙），近世有梁氏及陈垣，在中国文化史上俱已入不朽之域。梁氏思想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