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极端喧嚣的革命时代。在这一时期中，暴力革命的领袖层出不穷，以至于使弱势的民众群体蒙受着极其痛苦的灾难，有的甚至于枉送其身家性命。
在众多提倡暴力革命的领袖中，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近现代“党治国家”的政体模式为革命终极目标的孙文，在政治表象上始终以一个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的形象，蒙蔽着中国众多的劳苦大众，并受到这一无知的民众群体的爱戴和敬仰。当无数的国民党御用文人用尽献媚之词对其歌功颂德时，在一层层金箔的装饰下，孙文的心理和生理的内在历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大清帝国的暴君们在统治中国民众时，获得了无数掩饰不住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快感，那么，在孙文这个反叛者的内心中反观和思考着大清末世所呈现的民众的苦难，以及遭受着巨大屈辱的现实，就深深地刺激着他那动荡不安和随时都孕育着反叛情绪的内在心灵。因为只有这样升起反叛现实的激情，孙文才感觉到他的人生是实实在在地充满着革命的乐趣。他的心理和生理是否已经屏弃了性欲受虐的狂热，旨在反观和思考现实的苦难和国家的屈辱中，寻求着革命道德的基础和理想。
孙文也是一个暴力革命偶像的崇拜者。在他柔弱的表情的内在里，个人对权力的占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拼杀，才能成为事实。所以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不使自己的个人崇拜和个人对权力的觊觎被发现，他往往在社会行走的观察中，表现得非常的柔顺、温和与腼腆，并用这些表情来掩盖其内心嗜杀的革命欲望。
童年时期的孙文，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对汤武式的革命非常倾慕。
11岁那年，遇到一个太平天国的老兵给他讲述清兵入关后的凶残，以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革命事迹，对孙文幼小的心理起到了非常深刻的启蒙。可以推断，中国古历史对汤武革命的描述，以及那位太平军的老兵对其灌输的对洪秀全无知的歌功颂德，都对孙文以后的革命思想及其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性作用。所以，“洪秀全第二”的来历，大概就是从这些无知的灌输中所形成的偶像崇拜。
事实上，比自由主义者（清末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一群软弱无能而内心充满着泄愤骚动的无赖文人）嗓音更高昂、更响亮，行为更积极、更活跃而更顽固的民粹主义者孙文，所达到的作用，就象一只总是叮在大清帝国这层腐朽牛皮上的牛虻。他一刻也不停地斥责着大清帝国的社会制度的不公和腐败。他总是不停地寻找着各种武装暴动的革命方式，妄图以自己所积蓄的暴力革命的能量来推翻即将垮台的大清帝国，从而达到“驱除鞑虏”的革命目的。
即便大清王朝已经提出了“预备立宪”的政治蓝图，但总是不能动摇孙文那顽固而坚定的“驱除鞑虏”的革命理想。不可否认，类似于孙文这样一些具足了民粹主义思维的反叛者，即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里，在一个民众都感到相当满意的制度下，他们的喧嚣与抗议、反叛与革命的暴力精神，终究使一切无论是坏的制度、还是好的制度都受到威胁。
作为一个反叛者和革命者，无论任何一个人，只要和他在一起，孙文总是在口头上，对这些人进行着滔滔不绝的革命煽动，以便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从而以革命的名义向他们募捐。行动上，他的革命方式就是提倡以暴力革命的武装，去推翻一切他认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
孙文集反叛者、革命者以及革命领袖于一身，总是在自身所处的革命形势中左右逢源：诸如民众和他的革命战友，对他的观点和主张的接受程度、社会针对他所使用的暴力革命的强弱、并在何种形势下，他感到有必要用行动来证明他人对自己的忠诚，同时要求他的革命战友不仅仅是革命的暴力工具，更需要显示愿意为他的崇高的革命事业挺身冒险。在他的左右逢源的革命智慧中，将上述的情形捏垄于他顽强的意志中，而受他的支配和驱使。
16岁那年，孙文被其兄长强行从美国夏威夷送回国。回家后，孙文结识了陆皓东，并再一次从陆皓东的口中得知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详细内容。在陆皓东对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极为崇拜的形容下，孙文从内心中再一次升起了对洪秀全的敬仰和崇拜。为了演义洪秀全对偶像的蔑视和破坏偶像的行为，孙文和陆皓东还有一些顽劣的孩提朋友，前往当地的一所庙宇，在那里孙文爬上了拜台，将所供奉的神佛偶像几乎完全毁坏，并用蔑视的语言揭露神佛的荒谬。
根据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对神佛偶像大不敬的语言和行为，都要招到疾病、甚至短命而死亡的报应。但是，孙文一直毫发未损，这使和他一起到庙宇的孩提朋友们感到非常的害怕和惊讶。同时，对他的这种蔑视和破坏神佛偶像的所作所为，感到无知的兴奋和由衷的钦佩。
应该知道，对庙宇中所供奉的神佛偶像进行侮辱性的毁坏，这本身就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挑战和迫害。在美国夏威夷时，孙文就曾向他的兄长要求信仰和皈依基督教。可是，基督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教派。它的《圣经》神圣不可侵犯，它的偶像──耶稣和上帝──更不会容忍邪恶的行为将其毁坏。
有史家记载，孙文对基督教的兴趣，是建立在将基督教的思想和美国革命、以及美国自由民主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并将基督教的思想与反对在原始的迷信崇拜中所取得的宗教进步，作为他的信仰和革命准则的起步。这些记载在一个只有16岁未成年人的身上出现，肯定是说不通的。无论如何，16岁的孙文不可能去思考基督教与自由民主的任何知识和价值；以及将这些知识和价值作为他的理想而出现。
只能这样推断：即孙文在无知的道听途说中，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就象洪秀全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时，接受了那本使他走上革命歧途的基督教启蒙书籍《劝世良言》一样的荒唐。因为对基督教没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得到进步的启示；以及自由民主的理念。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洪秀全这个半生不熟的伪基督徒的率领下，掀起了一场涂炭生灵的暴力革命运动，将几乎半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使中国民众受到了类似于原始世纪的奴役和迫害。一个16岁的少年，如果对基督教有兴趣并想信仰和皈依其宗教，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基督教的精神和思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向信仰它的人们提倡打倒偶像、以及毁灭偶像的崇拜。如果对基督教进行了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人们将得到的是自由、民主、博爱、平等和宽容的精神与思想，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邪恶思维和凶残的行为方式。
孙文将那个庙宇中的神佛偶像毫无道理地毁坏了，他似乎没有得到报应。但是他日后的革命方式、以及他总是以暴力革命的杀戮作为他改造中国的政治手段，却给中国民众及其社会带来极大的损害和倒退。
不可否认，他一生的革命征途是凶险不堪的。他死于56岁这个年限对他来说，应该是极为短命的吧！
是否应该承认，在人类的本性中，就有一种天生的遗传基因：即“俄狄普斯式”的恋母和恋父情结。在一个家庭中，男孩永远都是反叛父权而对母亲有一种亲密的爱慕情绪。而反之也一样，女孩也永远都是以反叛母亲的崇高情怀而倾向于对父亲的权威；以及勇于肩扛家庭责任的爱慕情绪。
孙文对偶像的毁灭，也可以基于这一点之上：即16岁那年向他的兄长要求信仰基督教时，被他的兄长以严厉的口吻拒绝，并将他遣送回家。其父亲的态度也和他的兄长一样严厉：即等他回家后，将严厉地教育他，使他能彻底的丢掉耶稣的那些胡言乱语。于是，在其朋友陆皓东的教唆下，他将当地庙宇中的偶像毁灭。在俄狄普斯情结的意义上，孙文是以反叛父亲的权威和兄长的威信（兄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父亲一样必须受到尊敬）而蔑视一切所有束缚他和征服他的力量。
然而，当他日后以“国父”的权威凌驾于整个中国民众的头上时，他所表现出父亲的权威力量，要胜过他父亲上千倍。“国父”这个称谓，其实就是专制独裁的遗劣。历代帝王的“朕即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我个人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染指，如有僭越者格杀勿论。
“国父”的含义和“朕即国家”的含义几乎相同，所以孙文所设置的“党治国家”的政治模式，也就一直以格杀勿论的恐怖暴政绵延至今。因为党在专制独裁的操作下，便是以父亲的权威凌驾于中国民众的头上，谁对党产生怀疑，便是对父亲的不恭敬，也就是对“国家”
的不忠诚。这就是犯罪，必须严惩而后快。
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党团，更是变本加厉，他们不但将党当作父亲凌驾于民众的头上，还把母亲的地位一并集于一身，强迫民众称其为“党啊！妈妈”。于是，父母最崇高和最尊贵的地位都被他们占有了。中国民众的属性只能是儿女、臣民和奴隶的地位。这就是孙文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
孙文从16岁起就开始反叛其家庭的宗教信仰（佛教）；以及传统文明的传承。他受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打碎一切偶像思潮的影响，第一次出击，将家乡庙宇中的神佛偶像给予毁灭，并以此来证明其反叛父亲和兄长的家庭权威的攻击性行为。但是，在孙文生理和心理的潜意识里，他这种攻击性的对象发生了极端的变化：即他最不愿意攻击的是他父亲和兄长的本身，而是他父亲和兄长所信仰的神佛，这是一种被他幻化出的强大的神秘力量。在他的内心的深处，即心理潜意识中，这种被幻化的神秘力量就是束缚他和征服他的潜在威胁。
不可否认，人类的“俄狄普斯式情结”随时随地都会使人处在一种受潜在威胁的被幻化出来的神秘境界。中国有句俗语“叶落归根”，即离开家乡和国土的人们都将其家乡和祖国比喻成“生我养我的母亲”，而将统治社会和祖国的政治制度视为父亲和其长辈的权威。当统治制度（父亲的权威）蜕化为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时，人们便会想方设法地逃离这块“生我养我的母亲”式的祖国而漂泊异国他乡。父亲（统治制度）的凶残，导致母亲（祖国）的柔弱，往往使那些漂泊异国他乡的游子伤心异常。这就是政治与文化的“俄狄普斯情结”。
人们（漂泊异国他乡的游子和倍受迫害的民众）在受尽了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迫害和压榨后，都将凶残的统治制度（父亲）当成攻击的对象给予推翻。也就是说，为了拯救柔弱和富于情怀而宽容的母亲（祖国），无数的民众将自己修炼和锤炼成攻击父亲（凶残的统治制度）的反叛者和革命者，以解放和拯救母亲（祖国）为最至高无上的人生事业而感到自豪。
“叶落归根”更体现了眷恋母亲的“俄狄普斯情结”。当漂泊异国他乡的政治与文化的反叛者和革命者处于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时，总是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给予重托，即是否能将自己的骨灰带回到母亲（祖国）的身边给以下葬。哪怕是父亲（凶残的统治制度）还未成改变其暴戾的态度，这些反叛者和革命者都以得到母亲（祖国）的眷恋和抚爱而感到安慰。
不排除孙文有这样的政治与文化的“俄狄普斯情结”，因为他和宋庆龄的结合，其实就是将宋庆龄当成自己的母亲而受到自己的崇拜和眷恋。因为孙文的年龄和宋庆龄父亲的年龄几乎相同，而且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孙和宋的结合，无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符合“俄狄普斯情结”。在这个意义上，宋庆龄具足了恋父情结的心理狂热，但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她将这种心理和生理的欲望活脱脱地转移到孙文的身上，使自己成为了“国父”的配偶，并也成为了凌驾于中国民众头上的“国母”。于是，父亲（政治制度的权威），母亲（妩媚柔顺的情怀）便形成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神话。而恰恰就是这种神话，为孙文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良好而强硬的基础。
政治与文化的“俄狄普斯情结”，最容易滋生出极端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同样能滋生出具有大众专制的民粹主义思想。
所有的反叛者和革命者都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程度地具足上述情形的普遍思潮，
孙文也不例外，这个早年就生活在美国夏威夷的革命者，时常都怀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俄狄普斯情结”，遥控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而实际上却没有对中国革命，作出过有如御用史家们所描述的实实在在的丰功伟绩。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夏威夷成立的“兴中会”，其宗旨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目的的革命组织。但是，其革命的功能只能延伸到香港。这就是说，其革命的誓言和目的都还未成型更不要说，其功能能够传遍全中国？“兴中会”一开始就没有对组织的革命力量和人员的素质进行调整和训练，相反是为了第一号人物的位置而勾心斗角。在用尽软硬兼施的伎俩后，孙文终于得到了“兴中会”第一号头目的位置，余下来就是怎样将这个组织培养和发展为暴力革命的会所。
为了实现使用暴力革命的武装暴动形式，达到“驱除鞑虏”推翻满清帝国的政治目的，1895年“兴中会”在孙文的推动下，准备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暴动。武装暴动的计划据说是相当周密：首先由孙文在广州坐镇并发号施令，其次再由杨衢云从香港方面率领若干洪门兄弟（实际上“兴中会”的组成人员几乎是社会下九流中的青帮和洪帮的群氓革命者）从香港坐轮船到达广州，并在暴动的时间内取出藏匿在水泥木桶中的枪械，按孙文的意志须在广州城内四处放火，以壮革命暴动的声威，同时还要在城中最繁华的地带安放炸弹，使清廷官兵望风而逃。在会合各地的群氓革命者；以及各路的绿林好汉后，分别进攻各处的衙门，并在10月26日全面起义后，将各地的暴动人员全部向广州会合。暴动的旗帜是孙文少年时所结识的朋友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其口号是“除暴安良”。
但是，这次武装暴动哪有这么顺利。首先，这个相当周密的计划就被会党中成员的亲戚向衙门告了密。其次，在香港的另一个会党的头目杨衢云，并没有按原订计划安排会党成员坐船向广州进发。由于这个会党头目做事拖沓、头脑迟钝而耽误了暴动的最佳时机，使1895年的第一次广州暴动终于失败。孙文的好友陆皓东等十几人被清廷衙门杀害，孙文、杨衢云等会党头目被衙门指名通缉而四处逃亡。
实际上，孙文的革命方式就是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方式。只不过洪秀全所推动的暴力革命，是在非常偏远的广西农村，并在“拜上帝会”
的招募下，集结了成千上万愚昧无知的群氓革命者，在太平天国乌托邦及其杀富济贫；以及有钱同使、有饭同食、有田同耕的平均主义的强大的号召下蜂拥而起，形成了天翻地覆的造反态势，使清王朝防不胜防而成其气候。可是，孙文的武装暴动恰恰同洪秀全的武装暴动相反，他将革命暴动的地点放在城市中心，这本身就是革命暴动的死穴。这就说明了，孙文在武装暴动的军事学问上，还不如洪秀全，同时也证明了孙文是一个急功近利、狂燥不安的狂热的暴力革命主义者。由于孙文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品格，导致了每一次武装暴动的惨重失败。但是，孙文在这些惨重失败的教训面前却不以为然，并继续进行着他在城市中的一系列的暴力革命运动。
从1895年10月26日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到1911年4月27日的第十次武装暴动，每一次武装暴动都充满着屠杀的凶残；以及在公共场合中用炸弹所制造出的恐怖气氛。孙文所推动的十次武装暴动都没有给清王朝带来什么样的损害，相反，这个帝国更变本加厉的加强了对城镇的最为严厉的武装管制。终于，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暴动，给孙文的城市暴力革命运动画上了一个伤感而圆满的句号。在这最后一次武装暴动失败中，死伤了上百人。可是，作为“革命领袖”的孙文却在武装暴动的战事还未完全结束时，便渺无踪影。据说，他此时已经逃亡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并在一个华人的餐馆里打工洗盘子。
不排除武装的革命行动能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但是，武装革命的行动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一蹴而就地解决。它是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对社会和制度进行敏锐和深刻的观察后，并进行一系列组织行动的酝酿（这些革命行动不是一个、两个组织能完成的），在敏锐、深刻的对社会和制度的观察及其组织革命的行动中，革命领袖必须即时而敏感地抓住历史变革的最佳时机，才能将组织的行动付诸于武装的革命行动，并在艰苦的争取自由与人权的革命战争中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社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武装的革命行动，在经过长期的渐进似的运筹帷幄中，抓住历史革命的最佳时机而取得较好的胜利。
美国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从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顿战役中打响第一枪，到1783年4月19日宣布战争结束，整整八年。但是，这八年战争却是一个非常难熬而艰辛的岁月。华盛顿所率领的军队一度在宾夕法尼亚的福志谷中，处于最艰苦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战争劣势。如果没有华盛顿在战争现场所表现出的高尚的人伦道德、严谨而宽容的领袖作风、神圣而真诚的政治品格，那么这支为争取独立与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军队将在这些严酷而糟糕的战争环境中全军覆没。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历史将重新改写。只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道德意志特别坚强，而又能坚持不懈以身作则的革命战争的统帅，美国才能从这最艰辛的革命岁月的阴霾中走向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的光明地带，从而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全人类为争取人权、自由、民主以及宪政法治的光辉典范。
伟大的华盛顿使美国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深刻而良好的革命意义。在独立战争极其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中，他为美国国民乃至人类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革命斗争的榜样。他以非凡的卓越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以及高尚的人伦道德，健全真诚的政治品格，在强大的战争敌手的面前，镇定自如地使他所统帅的军队，始终团结一致。并在福志谷那段艰苦的战争期间坚持不懈的和敌人进行着正义与邪恶的战争较量，多次有效地利用敌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错误，使英殖民主义者的军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战争代价，并最终为美国民众赢得了独立与自由。
上述的美国独立革命及其战争的经验，与孙文推动的十次武装暴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盛顿的军队也是一群没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民兵；以及从社会中临时招募来的带有群氓习气的志愿者，其军纪涣散、军事能力低下，一时间使华盛顿一筹莫展。于是，他不得不首先放下战事，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整肃军队的纪律，并教会这支军队作战的军事常识；以及增强他们作为军队具有的军事能力。在宾夕法尼亚福志谷那艰苦的严冬里，将这支军队训练成更加坚强和骁勇善战的队伍。
反过来再看一下，孙文武装暴动的参加者是什么样的德性。被称为“革命军”的武装暴动队伍，同样也是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群氓革命者，他们是“兴中会”和“同盟会”这样的会党与帮会；以及各路绿林好汉的总集结。这些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和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洪秀全所组织的“拜上帝会”的形式和结构是一样的。他们首先是在“除暴安良”和“驱除鞑虏”的口号下，进行着秘密的地下活动，并一切都听从会党的党魁和帮会头目的安排。平时为了争权夺利而内斗不断，哪里有时间对战斗人员进行有效的军事训练，就是对他们进行训练一下作战的军事常识的安排都没有。一旦到了武装暴动之时，这些群氓革命者只有各自为阵、各行其事甚至望风而逃。
以第一次广州暴动为例，在这次暴动中，“兴中会”头领杨衢云应该按原订计划，如期在阴历九月初八晚间将香港的会党成员与武器送上轮船，并在第二天早上参加暴动。可是，杨的作风却自以为是，一切都按自己那迟缓和飘摇不定的习惯做事，结果耽误了作战的最佳时机，使第一次广州暴动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
从第一次暴动到第十次暴动的这六年中，几乎每七～八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武装暴动。可是，这十次暴动却是屡暴屡败。而每一次暴动所集结的武装人员都是一群群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甚至连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的乌合之众。就连孙文及其武装暴动的头领们，也没有相当完备的军事常识和作战的军事能力；以及过硬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群群武装暴动的群氓革命者，在武装夺取区域的政权中，犹如一群群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他们作战的能力便是四处放火焚烧各种建筑物（不管是官衙的还是民众的），或利用炸弹在各处实行爆炸。单是在第十次暴动中，就有无数的“放火与爆炸委员”分别担任在各处的放火任务和爆炸任务。
其实放火烧房、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威。但是被焚烧和炸毁的是否是敌人的军事目标，这就不得而知。因为“革命军”的攻击目标确实是官方衙门和军事部门，可是，一旦遭到清军大规模的军事还击，这支“革命军”便失去了应有的自卫能力，于是，四处逃窜便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在失去了他们原先锁定的攻击目标，这群无头苍蝇为了逃命，就会不顾一切地四处放火；以及毫无目标地乱仍炸弹，以此来制造一种战争的恐怖氛围。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武装暴动中，首先遭受苦难的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民众。
21世纪当今的恐怖主义者，和当年的那些不顾一切为了夺取政权的所谓“革命军”一样，也是在各种城市中利用各式各样的炸弹，诸如汽车炸弹、人体炸弹等进行恐怖主义的活动，并将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美名为“圣战”。恐怖主义者自己知道，单凭他们手中那些杀人的家当是不能夺取任何政权的，于是他们只有在繁华的城镇中，制造战争的恐怖气息，并以绑架人质勒索钱财来支撑他们所宣扬的“圣战”。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当代恐怖主义的各种恶劣行径，就不难想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文及其会党和帮会头领率领之下的所谓以“驱除鞑虏”、“除暴安良”为名分的武装暴动，两者是何等的相似。
如果说，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开国元勋对英殖民主义者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使美国民众得到解放、独立和自由。那么，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军”的武装暴动，却是一种制造城市战争恐怖气息的动乱行为，即便孙文们起得了胜利并占据了以广州为基地的所谓“革命政权”。那么，这只是一种类似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模式，其走向和结局一定同太平天国政权的路径一模一样，它绝不会使中国民众得到解放、独立和自由。
写到这里，笔者得悉，在2007年9月10日下午13时30分，美丽的宝岛台湾嘉义市市中心那座竖立着的所谓“国父”孙文的雕像，在无任何外力的介入下突然倒塌。有人说：这可能会给台湾带来灾难。但笔者却认为：孙文雕像的突然倒塌，不仅不会给台湾带来灾难。相反，它将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独立、自由与民主的空间。我们不必为一个专制独裁者的雕像突然倒塌而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应该庆幸。只要所有的专制独裁者的雕像及其专制暴政的政体，全部都倒塌了，中国民众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独立与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陆也一样。当所有竖立在全中国的暴君毛泽东的雕像，包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泽东画像全部都倒塌了、破坏了，那时，中国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的生活就会即将来临。
笔者无限地赞叹华盛顿的伟大，包括他高尚的人伦道德、崇高的政治品格和思想，以及他履行了他所承诺的神圣诺言。他无愧于美利坚合众国“国父”的光荣称号。而笔者却极为蔑视孙文的渺小、他所有的人伦道德、政治品格和他的政治承诺，都隐藏在他那极为狭隘的罪孽的心理空间中。他使苦难的中国陷入了他所设计的专制独裁的“党治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暴政社会。他不配被称为“国父”。他无非就是一个乱臣贼子，如此而已。
孙文的“三民主义”思想，是源于美国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与20世纪初的激进主义思潮，并由此形成了孙文具有的极端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将平民主义的思想、激进主义的思潮，以及极端民粹主义的思维柔和在一起，由此而提出了他所谓的“三民主义”思想，并顺着“三民主义”的思维方式走向多数人的专制。其实这种所谓的多数主义、大众专制及其劳动者至上的特色，都是孙文为了自己的绝对权力，所打造的“党治国家”的政治模式之滥觞，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专制独裁的绝对权力的统治地位。因为极端的民粹主义可以产生极权专制的统治模式，同时，也通过表达大众最为残酷的政治愿望；以及大众的恐怖，对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进行无情的贬低和无理的排斥，并使自己的理念成为多元化民主与自由、独立与人权、宪政与法治的敌人。
孙文之所以会在日后，逐渐走向专制独裁的“党治国家”的政治模式（其实一开始进入革命时，他就已经具足了专制独裁的横蛮气息），是因为，无论是少年时对宗教偶像的蔑视与破坏，以及对洪秀全革命运动的崇拜，还是到了成年后从模仿太平天国革命的暴力方式，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暴动，其中无不包含着对绝对权力的渴求，以及充满着大汉族种族主义的傲慢，还有急功近利的幻化力量，使其在短期内将清王朝推翻，并能将其取而代之的狂妄和功利主义的思维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作怪，使他竖立起“舍我其谁”的祭天之大旗，不断地以恐怖主义的革命暴动，在短短的六年里进行着使人难以想象的暴力革命。
孙文所体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的精神，首先是同空想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在中国防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在宣传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激进计划，并实施类似于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提倡的均田土、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模式。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攫取最高的绝对的统治权力，才能使这些激进的政治理想如愿以偿。所以对于孙文在短短六年的时间内，就急于地推动暴力的革命运动，在这一点上，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良苦。
孙文革命暴动的方式，并不是体现在“除暴安良”、“驱除鞑虏”的政治实质和为民作想的内容里（这些口号无非是掩人耳目的政治作秀）。他主要的政治野心，就是利用大汉族种族主义的傲慢、极端的民粹主义和平民激进主义的思潮，将其形成一种暴力革命的恐怖势力，从而推翻大清帝国并对中国进行绝对的统治。
无论如何，从孙文的思想到革命的行为，都无法看出他具有自由与民主、法治与人权、宪政与共和的闪亮点。显然，吸引孙文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路数，的确是大汉族种族主义的傲慢、极端民粹主义和平民激进主义的思潮。近代中国放弃了自由与民主、人权与法治、宪政与共和而走向专制独裁的“党治国家”的统治模式，是从孙文开始的。他前期走的美国平民运动和激进主义的路径，后期却吸收了苏俄革命中列宁主义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模式。在某种情况下，他也并没有丢掉前期所吸收的美国平民激进主义的滥觞。在孙文的推动和招摇下，由此而产生了多数人的专制和大众恐怖的中国式革命运动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大一统暴政体制。
孙文对苏维埃制度的好感，是居于这种政体不是由宪政自由民主所组成的统治形式，而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和人民独裁的政治模式所组成的统治形式。在他的思维中，欧美的物资文明是很进步的，但是政治文明却已经成为阻碍民族发展（这种民族发展是大家经常看到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狂哮）的强弩之末。如一味的强调宪政自由民主的政体，将不是人类社会及其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所以，他必须按照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来制造出一种适应他的革命理想的政体。于是，“党治国家”的统治制度，便在他傲慢与自信的狂热中应运而生。
孙文的革命思想及其革命的方式，使中国的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专制独裁的幽灵，在孙文的巧言令色中悄然升腾。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根本就无法阻止其大一统的帝王思想及其革命造反的行为，在近代中国如火如荼的向四处蔓延。
近代中国经历了君主立宪、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和联省自治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实践。但是，都被激进的势不可挡的暴力革命的风潮席卷而去。应该知道，如果不是孙文为了攫取绝对的统治权力，并无数次发动和推进暴力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延生。那么，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就不会以名正言顺的伪装之态而淫乱中国，乃至到现当代还在继续作祟。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中篇：辛亥革命──共和时代的喧嚣：第一章：辛亥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