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诗、郑风》
这是一本忆旧怀人的散文和杂文集，绝大部分写於一九九四——二○○四作者客居美国的十年之间。只有三、五篇稍稍越出这一时限，是赴美前或返国定居之后写的。本书大体上分为忆旧和怀人两个部分。忆旧部分概略地回顾自己过去的思想、生活，其中自然涉及亲爱的家人，特别是给我很大影响的父兄；怀人部分多是忆念师友以及堪称「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亦师亦友。我和这些大小人物大部主要生活在上个世纪，即二十世纪。无可否认，任何个人，不管他多么超凡脱俗，甚至离群索居，也绝无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那么，方才逝去的二十世纪，对中国人说来，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们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今后会走向哪里去？这些问题对於某些平时不大动脑，随波逐流的人未必会认真去想，但对喜欢思索的知识份子而言，恐怕会是时常加以考虑，因为他们与祖国、人民和自身的命运是那么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失败
二十世纪对世界，特别对中国说来，最重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失败。社会主义在苏联存在和发展了七十五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时间）以后（在东欧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终於垮台。当前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只剩下中、朝、越、古，中国代替苏联成了「老大哥」。但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早已名不副实。有一民谣说的好：「马克思主义的本子，社会主义的牌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专制的班子。」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昙花一现，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当前在中国，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苏绍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所说，其实乃是「坚定不移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以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为名义的一党专政乃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拦路虎。中国的唯一出路在於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走人类共同的民主宪政之路。
上面所说的，在今天看来，大体上似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共识。但是，这一认识的取得却绝非易事，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和书中怀念的多位师友，如李慎之等人大多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并深受其影响。为了追求民主自由，抵抗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投身於共产党，但在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自建国以来的种种灾难（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三面红旗」下饿死人、文化革命和六四大屠杀）以后，终於认识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残酷程度上比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储安平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有无的问题了。」可悲的是说这话的储安平本人后来成了活生生的见证，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位大右派，不堪凌辱而出走，竟不知所终。他们从自身遭遇中还认识到什么是知识份子的问题。并非每个读书人有了知识就都算是知识份子。Intelligentsia应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在社会上他们是批判者，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政治上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不依附权势，是永远的反对派。毛泽东曾将知识份子喻为毛，说毛总要依附在皮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要知识份子永远做统治者的奴才，成为他们的帮凶或帮闲。今日知识份子相当於我国古代的「士」。士是最讲气节的。「士可杀，不可辱。」为了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绝不向权贵屈服，往往是「虽九死其犹未毁」。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青少年时期跟随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到了晚年又告别社会主义是很自然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国总理的克里蒙梭（绰号老虎总理）说得好：一个人在幼年时不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到老年时还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头脑！
被毛改造做统治者的奴才
自由主义分子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得到极大启示和激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就是最早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甚至创建共产党并首任总书记。他因路线分歧和派系斗争被开除出党，后又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在晚年他「根据苏俄经验二十年，深思熟虑了七八年」，才认识到「民主并无东西方之分，东西方的区别就在於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从而大彻大悟，重又回归自由主义。他在一九四○年给友人信中写道：「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徵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耘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中评论说：「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依据，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
胡适早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就对少年朋友警告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达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建国前夕，胡适又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指出：「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陈独秀从苏俄的经验中，早就预见到这一幕的出现。真不愧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一位伟大先行者。
「陈独秀现象」
「陈独秀现象」其实在李慎之等自由主义知识群体中是普遍现象。他们大致都有相同的经历。正像陈独秀、李慎之等人也曾在风雨交加天地昏暗的漫长日子里东奔西走，在走了一圈弯路之后，才在晚年重回五四，向自由主义复归，化身为民主宪政中国吭声报晓的雄鸡。
由於本书是散、杂文集。过去我写的《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发表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纪念六四，重归五四》（二○○二年五月），限於体裁，这些政治论文未便收入本书，如果读者在看过本书以后对「陈独秀现象」或「李慎之现象」有所理解并得到启发，本人也许就算不上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注：本书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