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轻微“触电”（电影圈内的一种貌视自嘲实质自傲的说法）的时候，碰巧看了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也看了安东尼奥尼的作品《红色沙漠》，那段时期正是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电影运动时期。
其实，我一点也没看懂伯格曼的电影，也当然没看不懂安东尼奥尼。至于中国的现代主义电影运动，这里不说了。
二十年过去了，2007年7月，伯格曼89岁，安东尼奥尼94岁，两位世界电影大师相继辞世。对于伯格曼，从其早期作品来看，他的对生与死的关注和探讨，对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恐怕不能说其对这个灰色的世界有着一分执著，我宁愿认为他的对细节的认真，以及在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昭示与结尾处流露的当下人生的不可救赎之间的冷峻，甚至刻薄，表明的是大师自五十年代以来，对整个世界的人的历史的共性中的个性的解剖。
安东尼奥尼与伯格曼之间，对于女性的关注，安氏更侧重于环境中的女性的迷惘。也就是说，伯格曼的作品偏重于从人的共性的角度，去追问人的生存的意义、死亡的意义，而安东尼奥尼则倾向于展示这个特定时代的人的生存的无竟义，因焦虑而无暇顾及意义。所以，尽管安东尼奥尼通过《红色沙漠》实验了摄影机的被动作用，强化了摄影机背后的导演对人性的理解，却正与伯格曼在情节中以魔幻般的场景透示人性永恒的失落之间，构成了不同的电影风格，也形成了不同的影像修辞。
大师走了，二十年前看的电影现在也只是模模糊糊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重读大师的经典作品。但二十年前看的两部影片所触动的对人性的认识，仍然隐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虽不知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对人、对世界、对人与人的社会的看法，但“影响着”的确是一个事实。《第七封印》第一次让我面对了生与死的问题，灰暗的心情下，“在或者不在，这是一个问题”，但谁在决定“在或者不在”？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决定，就象片中的主角一样，在其终于明白了生（是生而不是在）的意义的时候，却不得不在一场事关自己的性命的决战中，失去了自己对“在”的把握的权力。那么，我们不得不问，难道仅仅是“在或者不在是个问题吗”？或者仅仅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表明了“我思故我在”吗？伯格曼用他的这部作品回答说：不，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如果仅仅是追问在而不问在的意义的话，这在与不在就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问题，恰恰是透过在与不在的问题的表面，而深入到在与不在之问题所掩盖了的“在的意义”的问题时，“我思”才成为在的强大生存力量。但是，这样的时刻往往是在生命流失到我们已无法把握的时候，“我思”才把“在”的更根源性的问题带到生命面前。那么，悲剧难道就是时间中的茫然无绪吗？
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在另一个方向上，把活着不过是内心的焦虑外化为环境与人的对抗，这种外在的工业文明对人的“去个性化”，恰恰是“个性化”在工业文明中的宿命。安东尼东奥尼在这里铺张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冲突，已经放弃了价值层面的探讨，而倾向于日常的习惯性的对抗。很多研究者认为安东尼奥尼的“心理现实主义”是意大利战后电影新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我看来，倒不如说是安东尼奥尼对整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有意逆反。并且可以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逆反，尽管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他的这种逆反并未昭示出更大的力量。但是，假如将安氏七十年代来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性质的电影《中国》与其整个电影创作生涯放在一起来分析他的创作活动的话，“心理现实主义”的标签，恐怕是贴不到他的头上的。我倒愿意认为安东尼奥尼是在解剖人的内心焦虑的同时，也如希区柯克一样的，把电影这个媒介同时纳入到了自己的追问之中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在摄影机之中吗？《中国》和《红色沙漠》难道不同时都把这个指向电影的问题抛给了后来的电影工作者吗？
大师们走了，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的目光也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不知道再看他们的电影的时候，会不会与他们的目光遭遇？而心灵的碰撞之类的，我是想都不敢想的。原因无他，实乃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文化下的人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