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文集》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囊括了他三十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六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集，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散文集。这是阎连科目前最完整和最重要的文集，囊括了他半生的写作。
在接受采访时，阎连科说：“其实我的世界是非常小的，写来写去都是那小片土地。”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十八年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农民的人，对于乡村和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小说中的魔幻和荒诞都来自他对家乡那个北方乡村的记忆。阎连科在持续试探真实和想像之间的界限，他说：“下一部小说读者可能骂得我满脸口水，但我还是想不顾一切地去写那些不存在的存在，只要它们符合想像的真实和精神的逻辑。”
要么推出新的，要么停止写作
南方都市报：最近不少作家出文集，比如莫言的随笔集、张悦然的小说集。为什么你也赶这个热闹？
阎连科：(笑)不是赶热闹，出文集是三年前就要出了。原来我跟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同都签了，他们答应给我出文集和《丁庄梦》，后来因为《丁庄梦》的官司，我把合同撤回来，今年才拿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
南方都市报：那场版税官司的结果是怎样的？
阎连科：最后是双方和解，就是他们赔给我钱，就结束了。他们又找了莫言做中间人，又是朋友，钱也给了，就算了。这次文集里头也没有《丁庄梦》。
南方都市报：出文集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阎连科：对我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在1996年就出过一次文集。已经过去11年了。我在这次文集的发布会上讲，出了文集之后，要么你能推出新的、有巨大突破的小说，要么就停止写作，没有别的可说。如果写的东西还是跟文集里的作品差不多，那我肯定不会写，读者也不会买账，重复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我觉得出版社可能有一个考虑，觉得我们的现实主义小说需要重新梳理和思考，因为我是相对争论比较大的一个作家，选择我可能对梳理现实主义有点意义吧。
最终战胜我们的是主义，不是现实
南方都市报：围绕你的争论主要是什么？
阎连科：我经常讲现实主义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等等。现实主义永远是文学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突破现实主义，就不会有发展。
南方都市报：怎样突破现实主义？
阎连科：我在研讨会上讲，现实主义要分两步说。一个是现实，一个是主义，我们不能混为一谈。之前我们说现实主义其实都是说的“现实”，到了20世纪我们说优秀的文学中现实和主义是分开的。比如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你能说他们写的是百分百的现实吗？毫无疑问生活里是没有那些荒诞神奇的东西的，比如《变形记》、《百年孤独》。为什么它们会震撼我们？他们小说中的现实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最终战胜我们的是主义，不是现实。
南方都市报：怎么理解你说的“主义”？
阎连科：就是说，小说是有方法和方法论的，我们长期不重视小说的方法论，比如结构、语言等等，只重视小说写什么。我们今天说哪些作品伟大，我们老是把它和我们的现实对应起来，看它是否反映了我们的生活、现实和历史。这是一个评判小说好与坏的几乎唯一标准。但到了20世纪这种观念需要变化。卡夫卡和马尔克斯提供的荒诞离奇讽刺，恰恰是这些主义发掘了人类共同的现实。这是中国文学非常缺少的。
我老是这样讲，也老是引起人们的争议。我的小说结构各不相同，语言也有很大变化，里面的荒诞离奇寓言魔幻，包括巨大的幽默和讽刺，非常庞杂。我觉得批评家为什么对这些小说越来越感兴趣，是因为这些小说里有很多可探讨和争议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你早期的小说也很“现实”，是什么让你开始转变到“主义”的？
阎连科：对，整个八十年代我的小说都是非常传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尽可能把它写得跟现实一个样。我们一直都是受这样的小说教育过来的。它并非没有意义，中国读者还很喜欢这样的小说。但所有的小说这样写还是很悲哀的。一个作家一生都这样写，更加悲哀。
如果说有什么契机的话，那是1996年我第一次出文集的时候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作品，感觉接近于垃圾吧。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回头一看的伤感》。真的是回头一看，那十几个中篇讲的就是一两个故事，非常多的重复。所以我就非常渴望有一个变化。
南方都市报：不久前你曾经说过“我写的东西80％都是垃圾”，说的就是这些作品吗？
阎连科：对，我想还是之后的写得好一点。但是我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作品的读者确实是急剧下降，之前的写得差，但很多读者反而是喜欢我之前写的很写实的那种。我经常说，那些故事一个一个地重复，但那些读者还是说，你那个好。以前会接到很多很多读者来信，现在我已经三年五年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大家都会觉得《受活》看起来特别辛苦，难懂，有方言，讲故事的方式他们也不喜欢。我经常说一句，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他永远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也只能沿着你的追求去写作。
有一声喊叫把我对北方农村民间的记忆唤醒了
南方都市报：你写作上的变化，主要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还是来自你自己的乡村经验？
阎连科：应该说是两方面吧，一个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看的拉美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完全打破了阴阳之间的界限，它比《百年孤独》早五十年，我认为是个不朽的作品。我想这部小说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恰恰它也唤醒了我对民间那些经验的记忆。我是在写完《日光流年》后才去读《变形记》和《百年孤独》的。北方农村民间的记忆对我的影响太深刻太深刻了，现在有一声喊叫把它唤醒了。那些小说唤醒的恰恰是我的记忆。在我写很现实的小说时，其实也有很多亡灵的叙述、或者乡村的神秘事件等，只是它们当时非常非常次要。后来这些东西就慢慢升上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写作里如何处理真实和想像之间的关系？
阎连科：2005年我大伯的葬礼上，给我早年去世的堂弟同时办了一门“阴亲”。“婚礼”举行的时候，放两个骨灰盒的棚子上面忽然之间聚集了成千上万只蝴蝶、小飞蛾。正是漫天鹅毛大雪，哪来那么多蝴蝶啊？然后“婚礼”结束的时候，蝴蝶也飞走了。让我惊讶的是，我的乡亲们对此竟然习以为常，不觉得半点怪异。这件事给我的启发胜过我读一百部名著。因为我读一百部名著也解决不了一个如何认识“现实”的问题。我如果把这样的事情写出来，你们会认为是假的，别人会说我是迷信、想像、虚构。但对我来说百分之百是真的。生活里有两种真实，一种是现实的真实，另一种是想像的真实。我们经常说中国作家没有想像力，我们必须通过想像达到一个真实。通过这事之后我就坚信一点：不管别人怎么讲，我认为是存在的它就是存在的。它不是依据生活的逻辑，而是精神的逻辑。如果精神的逻辑深刻合理了复杂了，这件事的发生就合情合理。蝴蝶的精神逻辑在哪里，因为这对男女是冥婚。所以我觉得梁祝的传说不一定是想像，可能真的就有蝴蝶飞出来。
再下一部小说可能我写出来读者会骂得我满脸口水。我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表达那种不存在的存在、无意识的意识。我说这个故事是合理的，我就不会考虑别的。现在我们的东西有因为有所以，有事实逻辑，我不会考虑这个，我是依据精神的逻辑来写。
作家必须要把握当下生活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的新小说《回家》快完稿了，而且写的不再是农村，是知识分子？
阎连科：本来快要写完了，最近颈椎病复发在治病，已经一个多月没写了。小说以一个出身农村的大学教授为题材，写到一部分大学的生活，一部分乡村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不会脱离土地，小说还是对乡村的一个延伸，知识分子也是农民的另外一种身份。
南方都市报：主人公是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跟你的经历是不是有关系？
阎连科：应该说跟我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有关，至少跟我精神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你永远萦绕在心头的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我到北京十八年了，我经常酸溜溜地说，北京和我毫无关系，这里不是我的家。但真正回到家你又会发现，这也不是你熟悉的乡村，你也没有能力把握现实的乡村。所有乡村的亲人，包括母亲姐姐哥哥，他也不会把你当作当年那个孩子连科来看待。小说主人公在精神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说过，当年你写作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离开农村。那今天你的动力是什么？
阎连科：对，我确实觉得我失去了这么一个明确的动力，哪怕它是功利的也好。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写作，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并不是说什么出于对社会和别人的一种责任感，我没有那么高，那是大家赞扬我。我写作首先是为我个人的，不是为读者。如果非要找个动力，比如你要表达小说的精神上的那种疼痛感，那这种内因可能更促进我写作一点。这样一个发动机可能更有力量，更持久一点。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以农村为表现对象，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你所了解的乡村和土地都是记忆中的，而不是当下的农村现实。
阎连科：这恰恰是我今天写作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惑。不管什么样的想像，在细节上也必然是要跟真实相联系的。那么你如何把握今天的生活现实，如何把握今天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你记忆中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真的无法回答，如果我能回答小说就写得好了。我现在写的小说还没有要求我必须这样去写，也就是说我还没有“直面强攻我们的现实”，我必须在生活上心理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才会去写这样的小说。
南方都市报：但也有观点认为，作家不是记者，他无须表现当下。你怎么看？
阎连科：对，作家不用对当下的事件进行即时反映。但当下生活的场景、当下生活的信息，当下生活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必须要把握。当某些细节发生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细腻的感觉，才能捕捉到。最重要的是今天的细节，不是昨天的细节。我们生活的细节，这是最头疼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现在著名的作家们都离开农村时间长了。据说贾平凹为了写新作《高兴》就到西安的“拾荒村”去体验生活，跟他们同吃同喝。为了写小说，作家是不是一定要刻意地去体验生活，为什么不关注自己目前生活中的东西呢？
阎连科：实际上，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听说他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拾荒人，我想这些人能给他传递相当多的生活信息，作家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重要的不是他有没有去体验生活，而是他有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信息。
说到身边的东西，我现在什么都感受不到，我在北京极其迟钝。我也会有意无意地每年往老家跑。写《丁庄梦》，我也是去了十几次。但是像贾平凹的《秦腔》那样的小说我是写不出来的，对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我的笔端我写不出这些细节来，我也不能像他把握得那么准确。我只能采取另外的表达方式。
《阎连科文集》(十二册)，阎连科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9月版，37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