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名为《诗人不能承受之重》的专题报道，谈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现状。就像诗人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地位一样，诗歌在当下出版中的位置也不怎么样。打个比方，在大众眼里诗人就如同钟楼怪人一样扎眼，但和歌剧全球热演截然不同的是，诗集出版屡屡验证了其票房毒药的宿命，呈现着自己独特的出版风景。
风景一：翻译的比原创的多。如果您常逛书店，就能发现翻译出版的诗集要比原创的多。毕竟都是成名诗人的诗作才会被引进出版，不管实际翻译出来的水平怎么样，原作者本人的创作水准还都基本上是公认且有保证的。很多诗集的出版都是填补国内阅读的空白，因此，对于译者和出版方来说都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
有个网站叫“诗江湖”，诗歌界确实也是个江湖。诗集出版就像是被请进名人堂一样，终于熬出头了。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麻烦，文人相轻的优秀传统不能丢啊！我就听着某诗人评价同行的诗集出版：“×！他的诗歌也能出版啊？！写得那么烂！”当然，在公开场合，尤其是类似于作品研讨会的地方，您是听不到这样的民间话语。翻译诗歌的出版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多说一句：“耶胡达·阿米亥的诗集都出版了，特拉克尔的更应该出。”
并且，诗歌界的窝里斗也是出了名的，比如，前几年的学院派和江湖派闹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国外大师面前，他们都是晚辈。当年，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北京大学举行中文版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各个诗派的人都蜂拥而至，场上气氛热烈，场下秩序井然。
风景二：出钱的比拿稿费的多。一般来说，出了书的自然就要向作者支付稿费。但仔细回顾近五年的中国出版界，诗人通过出版自己的诗集拿到稿费的可谓凤毛麟角，大概掰着手指头能数出来：南海出版公司的《北岛诗歌集》、花城出版社的“忍冬花诗丛”的《多多诗选》、《王寅诗选》、《周伦佐诗选》以及民营图书公司共和联动“九星文库”中的《豪猪的诗篇——李亚伟诗选》。北岛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作品出版已经和翻译诗歌出版差不多也有补缺的意思。花城出版社则是仰仗着有一个林贤治这样的浓重精英情结的好编辑。共和联动的当家人张小波自己就是诗人，他的原话是：“赔钱我也出。”当然，这得建立在他看得上眼的基础上。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自费出版将会成为诗歌出版的主要形式。有的诗人看着和自己江湖地位差不多的别人都出书了，自然心里有些着急；更多的年轻诗人约在一起出本书，也许为了纪念，也许为了鼓励。这些都只能自己掏钱。
翻译诗歌中也有出钱的。像法国、以色列等政府都有自己的文化推广经费，用资助出版的方式向全世界推介自己的文化。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阿米亥诗集《开·闭·开》就属于这种情况。中国诗人大概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风景三：堆着的比卖了的多。诗集热销已经是多少年的往事了，如今，无论是本版书还是自费书，诗集的销售情况都不理想，大多陷入一个怪圈：想买的买不着，想卖的卖不掉。这和门派之争无关，诗集在销售通道中实在是太缺乏号召力。如果你强攻以畅销书为主的二渠道，那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六个月后原包退回。一些民营书店和新华书店可以上架，但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本来就发书不多，残损率却是特别的高，没卖掉几本，退回来的残书不少。
和自费出版的相比，以上诗集能在书店里销售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自费出版通常销售自理，新华书店基本上就摆不进去卖了，民营书店估计也就只能局限在生活所在地的。这些书的命运大概就是赠送，如果有幸遇上诗歌朗诵会，还能销售几本。诗人床下堆着的比卖了的还多。
西川说，“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放眼出版界，还没听说哪国有诗歌屡屡畅销的事迹，从这点上说，诗人生在哪儿都不幸。但是，有很多国外的出版社，尤其是一些文学重社，都把出版诗集当成是一种常态行为，因为这是文学和出版传统的一部分。
显然，在中国当代出版界，一种传统正走在消逝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