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尔·盖茨的时代，亨利·福特的名字不可避免地显得过时了。
但作为“给世界装上了车”的“汽车时代的奠基人”，福特对他所处时代的影响，恐怕远大于盖茨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在福特公司的极盛期，其汽车销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总和，T型车更占据了全美汽车总数的三分之二，以至“福特”两字已等同于汽车的同义词；其生产中心荣格河工厂，也成为美国工业化乃至西方工业文明的图腾，被视为“工业民主的新堡垒”、“美国版本的泰姬陵和沙特尔大教堂”；其标准化的移动装配线，作为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方式，更被冠以“福特主义”的荣名，成了“美国制造”的标志。
不过，尽管因为汽车产业的重要性，使“福特主义”独占了标准化生产的名誉，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福特公司的首创，更不是福特个人的发明——它直接受到了芝加哥斯威夫特(Swift)肉食加工厂的流水作业线的启发。
芝加哥的肉食厂在当时相当闻名，不仅使福特公司员工得到领悟，也曾给来自中国的观光客留下过极深印象。如梁启超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记载：在“芝加哥之大屠兽场(实托辣斯)，称世界第一。余往观之，内职工九千余人。一豕之所产出物品，凡百三十余种。一牛所产出物品，凡百四十余种。……一点钟可屠三百五十余牛，自絷屠以至装罐一切妥毕。”伍宪子三十年代的《美国游记·芝城屠场》也记：“芝城屠场有数家，予等所游，乃其至大者。名为闇亚公司(ArmourPacking Co)。……计屠一猪，自绑足吊上机器起，至送入雪房止，仅费十六分钟。出雪房后，复经各种机器分别炮制，某种肉作某种用，皆有一定。如火腿、烟肉、肉片等等，入罐装箱，或包裹装箱，皆用机器，工人分工司之，快捷无比。”又，董作宾四十年代赴美讲学，出国前就有朋友告诉他：“芝加哥有个全世界第一最大的屠宰公司，到美国的人，不可不看，据说这公司有一架大机器，把活牛从这一头赶进去，那一头出来的就是牛肉罐头。”可知芝加哥肉食厂已是闻名全球的美国一景了；董氏后来参观了“司威夫特”公司——当即引出福特装配线的那家，并写了一篇《芝城屠场》，他的印象是：“这里的屠宰公司，确是一座大机器，也确是从这边把活猪活牛赶进去，那边就变成罐头。不过，机器的内部，还装着许多有生命的零件而已。”凡此可见美国式生产对中国人的思想刺激。
在“福特主义”以前，已有芝加哥的肉食厂为先驱；以后，更有麦当劳、肯德基新兴的“快餐文化”；在理论表述方面，又有提倡效率至上的“泰勒主义”。可见，“福特主义”绝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不过是美式效率主义的代表而已。
也许，这种无所不在的“福特主义”，就是美国强盛的最大秘密，也是美国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最重要贡献吧。美国人不是最伟大的思想者，却是最伟大的实践者，不是最伟大的发明者，却是最伟大的生产者。欧洲以品位赢得了小资，赢得了知识分子；而美国则以效率赢得了大众，也赢得了全世界。
另一方面，美式效率也是有其相应代价的。据说美国一百年来，有三本揭露食品安全问题的名著：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世洛舍的《快餐王国》。其中第一本针对的就是芝加哥的肉食厂，第三本针对的就是麦当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