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最终成为读书人，或者一般人所说的学者，说起来，好像该归功于“文革”。“文革”爆发那年我九岁，很不幸，已经学会了看书，不是小人书，而是大本的小说。后来看名人传记，好像名人们四五岁，乃至三四岁能读《左传》者很多，但是，当时我家非书香门第，而且身处地老天荒，狼多兔子多就是人少的北大荒，能够那么早就看不带画的书，不能说不是一件不大不小的怪事。摊上怪事，就意味着不幸。“文革”初起，全国上下，都在烧书，除了毛选四卷和小红书，差不多所有的书，统统归类到封资修，一把、一把火地烧掉，连我们这种穷乡僻壤也不例外，于是乎，刚学会看书的我，没书看了。
没书看，对想看书的人，就是一种刑罚，那年月，年复一年没有考试，课可上可不上，富余的时间多得成了负担，加上我的性格又喜静不喜动，因此就格外难过。人急了，就会有办法，于是，我从学校成堆准备销毁的书里偷，从抄家抄得书比较多的造反派头头的孩子手里换(用吃的或者毛泽东的像章)，再利用手里的书，参加某些大孩子之间的交换流通，大部分的书，好像不是在读，而是狼吞虎咽，很多字不认识，没处问，也不敢问，就连蒙带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字我会用不会发音。当年最喜欢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使我得到了人道主义的滋养。最让我诧异的小说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奇怪红军原来可以像乞丐大队一样的。印象最深刻的非小说读物，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让我惊掉了下巴的内容是，斯大林原来跟希特勒一样坏。事实上当时我不敢相信，一度觉得应该把这种毒草扔掉，但最终还是坚持看完了，而且深受“毒害”。
这种饥渴阅读的状况，到了中学的最后两年，稍微改善了一点，那时我在一个五七中学上学，半工半读，学校办在一个大山沟里，每天要干半天活。这个山沟里的学校，里面的老师多数是北京上海的下乡知青，他们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从上海北京弄来很多书。不过这些书，老师可以看，学生是不能看的，但我例外。事实上，我看的比任何一个老师都多，不仅看了好多小说，包括《红楼梦》都是在这个阶段看的，此前四大名著，只看过另外三部，而且看了许多古典文学的东西，比如像活页文选，古代散文选，楚辞选，诗经选和汉赋选，那时候总是幻想，自己某一天也会变成一个苏东坡这样的诗人，做几任太守，然后被流放到海南或者别的我不知道的地方。那时候，我的班主任家里不仅有些书，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个饱学的秀才，在家里待得很寂寞，他有一套线装的《汉书》，没事就拿出来读，我喜欢凑过去跟他聊，那套《汉书》老秀才视若拱璧，借不出来，但可以在那里翻，就这样，过不了多长时间，我看没标点的线装书的本事变得大起来，最后连老师也比不过我，经常跟他们叫板，使得我本来就有的骄傲名声，变得更加臭名昭著。许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名人，在那个时候就能看到的内部版的灰皮书，我连概念都没有，说起来真有点自惭形秽。
中学临毕业，我碰上了我人生中第二个坎，第一次是小学时因抗拒改造被开除，这次是因为一封对“文革”不满的信，被人告发，被打成反革命，还好，最后念我年纪尚小，没有被投入监狱，而是发到一个农场的连队去放猪。
变成放猪娃的我，又没有书读了。放猪养猪，是个很脏很累的活，但脏和累，只是一段时间，中间有许多空闲，比如放猪放到草甸子里，有好长一段没事可做，总不能老是看天，胡思乱想。同时，我还需要上夜班，给母猪接生，母猪翻身的时候，看着别让压着小猪，但是，毕竟母猪不会总是生产，生起来没完没了，而且多数时候在睡觉，我既不能睡，又没事做。所以，我的饥渴症，又发作了。
幸好，我不是在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里某博士待的监狱里，那个农场连队，居然有个图书室，里面没什么书，但有一套鲁迅全集，许广平在孤岛时编的，共二十本。说实在的，我当时对鲁迅并没有很多好感，中学课本里选的鲁迅作品，都是剑拔弩张的，骂人骂得一佛升天，二佛涅槃，读过之后，虽然令人感到犀利，但并不真的很佩服。我读鲁迅，其实是当时没有书看的一种不得已。开始看小说，然后看杂文，译文，最后连鲁迅的学术著作小说史略也看了。看到最后，我已经成了一个标准的鲁迅迷。鲁迅的很多文章，我是反复地看，看到烂熟于心，当时随便你说出一段话，只要这段话是鲁迅全集上的，我就能告诉你它在哪儿。
感染我的，不仅有鲁迅对社会犀利的批判，对国民性的解剖，而且还有那种对人性深刻的绝望和强烈的关切混合在一起的情绪，这是我在别的作家那里绝对无法得到的。后来，我看了许多跟鲁迅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乃至他们的文集，就思想的深度，那种穿透人心的犀利，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及得上鲁迅。鲁迅的刺激，从此贯穿我的一生，我的所有文字，都有鲁迅的影子。
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当时我的“反革命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落榜。第二年，我听人劝，改考自己根本没有把握的理科，考分大大降低，加上报志愿的一些问题，进了黑龙江的一所农业院校学农业机械。这时，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我当初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当时规定已经录取的考生，不允许不报到第二年再考，所以，尽管农机专业非我所愿，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学了。
对我来说，如果埋头于课业，不看点闲书，是一种无法想像的生活，如果不能抽出时间来看点自己喜欢的，无论如何都对不起自己。还是那句话，人一急，办法就有了，我发现，尽管课程很紧，但还是有可以取巧之处，首先作业留得很多，但几十道题，其实只做关键的几道，明白原理也就可以应付了，其次，制图可以抄别人的，这样就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就这样，我在大学期间，还是看了点书，甚至抄了一本《历代官制考》(在“文革”期间，只要有时间，我就抄书，大家都这样，到了大学，遗风犹存)，比较大的收获是，把《资治通鉴》通读了一遍，做了很多笔记。
在通读《资治通鉴》之前，我一直是想当作家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接受读农机专业的原因，心想，权当是一种生活体验好了。等到看完了通鉴，自己多次的小说戏剧写作归于失败，作家梦基本破灭，对历史的兴趣大增，毕业后一发不可收拾，一头扎进故纸堆就出不来了，最后阴差阳错，变成了今天做历史的我。
读书，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特殊境遇下的饥渴，跟没有东西吃，感到饿一样，然而一路这么吃下去，就变成一种惯性，就像到点要吃饭、睡觉一样，必须得做，不做，自己的生物钟都乱了。当然，跟吃饭一样，吃到好东西，有乐趣，读书，读到好书，也有乐趣。只是对于吃，我门槛不精，从中得到的乐趣不那么多，但是对于书，却像美食家一样，敏感得很，经常可以大快朵颐，每每在大嚼之余，还要写点什么下来，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居然还可以换到钱，让我肆无忌惮地买书，真是一件乐而又乐之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乡土心路八十年——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意识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