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出版的《废都》，像那只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手。
《废都》以后，性毫无意外地成为当代文学作品的家常题材，性书写成为作家们重要的内心表白方式。当然，类似的历史，在明清时代也发生过。性在当代文学作品占据了如此“显赫”的位置，这一现象，实在值得寻味。
新潮人士，常常将之归于性解放、人性解放。但，性之归入禁忌，这一举动的初衷并非要压抑人性。神学家们认为，人不能像动物那样，人的尊严需要用人的方式来维护，本能冲动需要克制。在基督教背景下的文化里，人对裸体之所以产生羞感，是因为原罪。从英美政治哲学来讲，性器官与性行为需要遮掩，是因为人的身体是私隐权的底线，你偷看了他人，也就意味着他人有可能偷看你。
更多的分析显示，追捧性解放的做法值得怀疑。既然这样，90年代以来至今的文学创作，对肉欲的文字落实，其意指何在？对纠缠于肉欲的写作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是毫无价值的。虽然我也深深厌恶那些油头粉面的庸常文学，并因它们对生活感的破坏而沮丧，但是，我们丝毫不用怀疑他们寻找快活感的真诚。
在每期的文学期刊里，都可以读到大量专注于世俗趣味的作品。
中篇小说《女人不是篮子里的菜》(衣向东，《小说月报》，2007第9期)，看到性对命运的嘲弄，希望温情可以抵制人与人的分离，但小说情节太想当然，让人怀疑是书斋空想之作。小说中，悍妇王春花与丈夫刘坚强之和好太僵硬，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大男人于天，像是纸人(一戳就破)，无能的刘坚强、李舍转运当上公司副总这种事一看上去就是假的。作者把人物动作都写出来了，但很别扭，谈不上水到渠成。
中篇小说《争渡，争渡》(陈应松，《北京文学》，2007年第9期)，细节倒是真实，情节也算合理。小说借助了一些性方面的修辞，以营造或阴郁或亢奋的氛围，作者以性书写寓意传统道德的颠覆。沉缅性暗示的修辞性表达，过于注重视觉性的感受，作者很难找到人的真正绝望，鬼魂说竟然担当起制造恐惧感的功能，人们当然只能在俗世里妥协并和解。
很多作家，看重性的描写，仿佛只有性，才能抵御外部世界的侵蚀、内部世界的崩溃。对性的过度倚重与抒发，是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他们也许平庸俗常(也偶有出彩之作)，但他们为什么十几年如一日地、不停地在表白呢？在他们笔下，无论是婚内的性还是出轨的性，早已与郁达夫笔下的本能身体罪感失去联系。但祥林嫂式的诉说背后，一定有难以被人理解的哀伤。是精神自由远离了他们，还是他们只能专注于世俗趣味？对世俗趣味的讲究，并没有挽救他们的写作，很多作家，在讲故事的时候，漏洞百出，在转述经验的时候，虚假造作。
分析性书写，绝非赞同非自愿的禁欲。忏悔，不意味着教育人们应该放弃肉欲(库切)。但是，性的内涵，多么丰富，它凝聚了人之“内面的风景”(柄谷行人)。性的意指，远远不止肉欲这般缱绵而空泛。
滕肖澜的《姹紫嫣红开遍》(《人民文学》，2007年第9期)，是火候刚刚好的中篇小说。作者有一种沉着的气度，由作品可知作者花了功夫去领味戏曲的古韵与唱腔。小说中，游园惊梦与滚滚红尘形成令人惊异的对照，如其编者所言，《姹紫嫣红开遍》“写的是红尘滚滚之中，人如何存着梦想，保持着矜持、有礼的姿势”。腾肖澜也隐约写了性，但在她那里，性是一种让步，让步于内心的尊严与美德，这种克制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相当少见。
2007年第5期《译文》，收入黄少婷等人的文章，专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我那些忧伤的妓女》等作。《回忆我那些忧伤的妓女》开篇这样写：“在我九十岁那年，我要与一个未成年的处女度过疯狂的一夜，作为给自己的礼物……”确实惊世骇俗。《情怀渐觉成衰晚》(黄少婷)一文，认为该作“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衰老的故事”。《爱着死去》(美，约翰·厄普代克)认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中有“肮脏和魅惑的古怪混合”。库切将《回忆我那些忧伤的妓女》看成是马尔克斯打通性爱之情与崇敬之情屏障的努力。宋炳辉的《四分之一世纪的荣耀》一文，概述了马尔克斯在中国的情况。
库切在《睡美人》一文中，甚至还举了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老夫少妻的婚配——那松弛的皮肤令年轻妻子极度厌恶。而熟悉《围城》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年轻的汪太太对中老年男人汪处厚突发而至的厌恶。那些丰富的生命意旨，都不同程度地借助了性暗示这一动作，他们远远抛离了肉欲的俗常性与动物性。
《回忆我那些忧伤的妓女》，让人联想起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作家们都犯了性的禁忌，但他们写出了性的哀伤。
性的哀伤，在爱的绝望里。
好比《色，戒》里的王佳芝与易先生，之所以“性”，不是因为没有爱，而是因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