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五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河北宁津(今属山东)人。
学人中名过其实者甚多，齐氏则属于名不及其实者。其声光甚微，论著亦不为富，然而论学术功架，则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同样凭借深厚的西洋史背景以治中国史，雷海宗能大刀阔斧，得其宏观，齐思和则能精耕细作，善作专题，为中西史学在现代的最高结晶之一。
齐氏少年早熟，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时已主编该系《史学年报》，并以《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造故事》、《黄帝的制器故事》等论文初露头角。1931年获哈佛燕京社奖学金，为燕大首位保送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留美时主修美国史，并选修英国史、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及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更能吸取美国“新史学”一派的方法。返国后十数年间，虽经八年沦陷的困苦，但能精勤不怠，力作迭出，达到一生著述的巅峰。
齐氏成就的精华，集中在先秦以上的课题，多已收入《中国史探研》。西周时代，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时代，有《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农业及农学史方面，有《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文献方面，有《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无不法度谨严，论证坚实，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规范于一体。其中以西洋中古封建制度解释西周社会，包括以策封典礼解释锡命制度，以庄园经济解释井田制度，尤能中西会通，为比较史学的典范。
按：关于西周是否封建社会的问题，为唯物史学一大关节，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皆根据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各作生搬硬套，遂使西周社会的性质如坠五里雾中。至今日尘埃落定，当年满坑满谷的唯物史论已多作覆瓿，惟有齐氏论西周制度诸篇，以及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皆以欧洲中世比照西周，最为切实可据。此外，《战国制度考》近五万言，综括封建制度的崩解，新社会组织的兴起，以阐明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枢纽地位，亦为体大思精的杰构。以后杨宽专研战国史，用力更勤，成绩更多，但论精辟则较齐氏仍有不及。
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国人虽能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外域的认识，仍不能与洋人对于中国的认识相比；由于知识环境乃至文献积累的彼强我弱，西洋人治中国学可臻一流，而中国人治西学却仅能达至二流。五十年代以后，为切合教学需要，齐氏转治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虽仍有《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可观之作，但格于学术条件，不过以难改易，以深就浅，较之早年所作已远为逊色。齐氏以四十余岁的盛年，竟尽弃所长，退出学术前沿，自此西洋史、近代史领域虽多一教习，而上古史领域却少一悍将矣。拟其为天退星者，正以其为学不进反退耳。
按：周一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北大参照苏联教学模式增设亚洲史，周氏遂“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转攻东亚史，至“文革”后期才重操旧业，而二十载光阴已付诸一梦。另，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声名鹊起，而1949年亦改行教新文学史，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抢占现代文学史的新山头，但他在思想改造时承认：“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氏口中所言，当亦齐、周心中所想。
反右时，齐氏随风逐浪，有《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之作；然而曾几何时，齐氏即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受到批判，不得不作出《我有信心战败旧我，取得胜利》、《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检讨。“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固属司空见惯也。
诗曰：制度钩稽擅两周，更将百尺进竿头。缘何转治西洋史，终属人间第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