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议报第321期上周良先生兼与我商榷的文章，一直没空写篇小文回应。就个人原因讲，有朋友要“争当”我的着作代理人并发来合同样本，我得仔细研究。虽说写书这差事发不大财，挣个家用还勉可支撑，是故用心。第二是，有在美国的笔会同仁连续托给了两个题目（3篇文章，其中关于台海局势评价的一篇），总的下来有一万五千字的样子。但是，周先生的商榷一直挂在心上，今晚得空，专作回复。应当说，我的那篇《几点期望》的出发点是给体制内人士看的，再坦率地说，那就是一篇“喊话”。那么，你喊，人家就听你的吗？我相信“对面的朋友”会关注的，一个是《议报》是国内特殊部门重点监测网站之一，《几点期望》会以“某某言论”的方式“被反映”；其二，《博讯》上有我的专栏窗口，它上面的文章几乎是24小时有人关注。我不能确认“对面的朋友”就是针对我作了专门回应，但是我看他们的东西（——就像他们看我们的《议报》与《博讯》一样！），已经看到了某些回应。比方说中新网上《十七大前瞻：民主“增量”的中共十七大》，就说了七条政治改革措施。虽然此七条大多是技术性的，但与民主有涉为四条。值得赞赏！
接下来的问题，我有资格出来“喊话”吗？
第一，我是“亚着名”的政治异见人士，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两次（2000/2003）提到我。不管目前之于我个人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是“一张牌”，还是我确实被认为“没有现实威胁”，这都是一个应当利用的条件。第二，我是一位学者。尽管经济学家的名号快臭不可闻了，但不从来不想抹去作为制度经济学家的背景。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分支比制度经济学更政治化，同时也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分支比它非政治化而更在工具理性层面关心制度效率。后者表明制度作为公共品对公众的重要性。第三，我是中国公民，关心中国在非常时期的政治的变化，是我的基本权利。以上三点合成了一个资格问题，即我有资格也即责任心来促进共产党这个公共品产出更多即制度伦理之改进、制度效率之提高。在这个资格之下，我认为促进中国民主事业，不存在“领导权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维权还是在文章”、“在学术还是在行动”等等的所谓标志性区分。关键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它包括：其一，理性地分析社会问题。对内部的嗲声嗲气、混踢滥咬，与对外部的极度妖魔化，均不可能成为民主元素。不幸的是，这种“民主政治”泛娱乐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其二，“要长人心眼儿”。政治这个东西“玩”起来，谁也能参与，就像买彩票一样，随时出入；但是，政治这东西“操练”起来，凭意气或装疯卖傻是万万不行的。不过，不管是泛娱乐还是到这场态中来玩政治彩票，“心眼儿”要正，要寻求风险最小的社会变革模式。其三，不要轻视“学究”。只有理论不盲目，才有行为不盲目。我不敢以学究自夸，但的确对民间自由力量的反学术倾向深为担心。另一方面，我个人思维好像有一些“超前”了。我讲的是“超越民运”、“超越维权”（——不是说这两者没重要用处！），应当放长眼光，有战略考量。再简单地说，明天中国就民主化了，这些自由力量应如何踏实地处理国家事务。那些东西远不是极少数人走一趟红地毯、某一部分人慷慨激昂一下子，就可办了的。与此相关，我们也该有接受公众攻击、辱骂的准备，因为我们当中的娱乐化倾向、丑陋的互相攻讦乃至于嗲声嗲气与装疯卖傻，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将变得没任何意义。如果再拿这一套来应付公众，他们的同情与信任就会变成如雨而下的西红柿，甚至还有鸡蛋。如果他们仅说“滚下去”，我们可能脸上还好看一些；如果他们骂我们“什么玩艺儿，还不如共产党”，哪该怎么办？
我不主张恐共，更不主张“妖共”，尤其后者，一旦你把对方极度妖魔化，产生的判断只能是极度扭曲的。比方说，中共免除农业税以及通过物权法，你总不能说是“阴险的政治招术”。正确的方法是，我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土地私有化以及国有资产中的大部分私有化。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更倾向把中共看成一套可谈判的制度体系。这样的判断基于对封建独裁与社会主义独裁的理论区分：前者只想获取最大利益而不想负担全部责任，后者既声称不谋求边际利润（益）最大化而又愿意负全责——承担全部社会风险。并且，社会主义独裁不可能成为封建主义独裁的那种常态。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伦理来看，社会主义独裁只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所以，它具有可谈判性与可变革性，这也是东欧洲社会主义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所谓的苏东剧变之后，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欣慰地举起白兰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积极追索权力损失，但无论胆战心惊的“残余社会主义”还是一向以哲学分析为底蕴的西方理论大家，都没把社会主义独裁与封建主义独裁进行理论比较。时至今日，这仍是个空白。之于我，由于开篇所指的“吃饭问题”，还没有精力与财力来研究这个重要问题。但是，我明白：既然社会主义独裁具有可谈判性，那么在促动起循序改革之时，就应当以反对封建主义的“返潮”为一向思想任务。我把嗲声嗲气与装疯卖傻地搞“民主政治”视为封建主义“返潮”之一种，也把妖魔化共产党的政治力量视为封建主义“返潮”之一种，或者说这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至于我个人对中共十七大的期望是否现实并不太重要，关键是我的“喊话”就是一种谈判“报价”。至于谈判对手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以及用什么方式回应，并不重要，甚至“他们”代表哪个派系也不重要。还是那句话：我即不恐共，也不“妖共”。当然也用不着我出来替中共“维权”，把他们看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一个最大集团而已，并且他们也全是和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人群。
我对周先生的文章只提出一点非常具体的“批评”（甚至不能成其为批评！），那就是周先生文章的判断失实——不针对我的幻想而是针对中共的动作。周先生说，中共十七大前“非常低调”。错了，他们向来不提前公布代表名单，但这次公布了，还说什么“三上三下”、“15%差额”。姑妄听之。倘有百分之十的真实信息含量，那就是值得鼓励的进步！此外，各类学者纷纷发表预见、设想，体制内学者参与程度空前提高，这就是我在《动向》九月号文章所说“民主支票”问题。
当然啦，周先生文章中的这个小“瑕疵”根本不能掩损他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片玉心。只是我对周先生的背景资料没有了解，不再多加评论。
我仍然接续上一次的文章说出一个预测：在今后五到十年，如果不发生大的社会骚乱、台海不发生全面战争，中国将循序走到民主化的入口处。我们如果还勉强称为“政治人物”，那就要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并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化表现，避免判断失真。还有，假若愿意为中国的将来负责，尽量做一些小型的统计调查，日积月累，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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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4日晚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