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指严，名国英，号甦庵，别号不才，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曾任职于清史馆，谙熟清史与民初政坛轶事。他与汪荣宝合撰《清史讲义》二册，191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历史教科书之用；又于1918年出版《清鉴易知录》，是一本简明的清代编年体史书。他所著的《新华秘记》，1918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初版发行，书中详记袁世凯称帝前后的逸闻私事。
在古代，官场有邸抄，民间无报纸，官与民，城与乡，京都与外埠，信息极不对称。在民间，所谓“新闻”，无非道听途说之事，北京发生的事，传到四川，也许要三月半载，而且，此事经众人口耳相传，便成彼事，或不知讹传成什么样子。到了晚清，来华的洋人多了，他们把电报、报刊引进中国，书局、报馆与日俱增，出版、报业、编辑、翻译、记者成了新兴的行业。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武昌起义，都成了当时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虽然大多数国人还看不到报纸，但对国中大事，不再是一无所知。
武昌起义后，相继独立的各省，均立法保障民权，于是，报馆如雨后春笋，每个大城市都办有数种甚至几十种报纸。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参议院于1912年3月11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第二章“人民”之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虽对《临时约法》不满，阳奉阴违，终遭废弃，但他对公民言论、著作权并无太多限制，且不说南方各省，即使袁氏势力所及的京城及北方各省，批评总统和政府、揭露官员贪污、报道社会黑幕的新闻也常常见诸报端。
李统球为同盟会员，二次革命时，李携盟兄弟十余人往大连，运动东三省独立，险些被捕，后又往山东运动反袁，亦无结果。孙、黄等民党要人反袁失败后，逃往日本，李氏无处可遁，在友人劝说下赴京投诚，袁任命其为顾问，月俸二百大洋，命李召来盟兄弟，日后军界有位置即给安排。袁对自首的民党人士甚不放心，常派暗探跟踪侦察。梁某为总府统高等侦探，以一木器厂为掩护，伪装成掌柜的，四处结交民党，慷慨好侠，疏财仗义，与李统球结为酒友，常走访李家，以金钱接济。李妻颇有姿色，梁遂起不轨之念，设计陷害，将李氏并盟兄弟十人捕获尽诛，复将李妻霸占，列为三姨太。李妻怀恨，日思报复，一日逃出梁家，直奔大理寺鸣冤，法司知梁某身份，且案涉京都京警察厅长和袁大总统，拒不受理。李妻乃请人再写冤状，缚其胸前，投河自尽。警察尸检时搜出状纸当即销毁，而不知李妻已先将冤状副本邮至报馆，待尸体出水时，梁某作恶之事早已上报，传遍京城。袁世凯不得已，责令警厅处置梁某。
民初名人办报，蔚成风气。同盟会元老沈佩贞与宋教仁筹组国民党时，为在党纲中争女权条款，与宋发生冲突，竟掴宋耳光，一时传为京城笑柄。沈氏在京创办《亚东新闻》，为京城惟一女权主义报纸。二次革命后，民党纷纷南下避难，惟沈氏留驻京城，不时出入府院，与政客要人往来酬酢，常遭时议所讥。某日，《亚东新闻》登一消息，言沈氏被步军统领衙门拘拿。沈氏闻后大怒，立往报馆又哭又骂：“我是革命元勋、女子参政同盟会长，谁不敬畏？我曾打参议院，击国务院，闹总统府，斥国民党，谁不知名？今日入步军统领衙门及总统府去，所有卫士，莫不举枪立正敬礼，何曾有拿我之事？本报系我创办，竟敢诬陷我，此事岂能干休！”适逢主笔有事外出，报馆职员多方劝慰，答应核查，消息如系误传，自应登报更正。沈氏得理不让，挥杖乱打职员，并将报馆招牌摘下，抱入警厅告状。在民国初年，主笔竟敢刊发报馆老板的“负面新闻”，可见当时报界风气凛然，而编辑记者胆量之大，足令后辈羞愧。
自“筹安会”、“请愿团”、“国民推戴书”为帝制推波助澜，便激起社会各界一片反对，无论京城还是外省，反袁称帝的文章天天见诸报端，新华宫的内史长(秘书长)阮忠枢深怕袁皇帝阅后生怒，便令庶务司给袁送报纸前先送到内史厅检查，阮把报纸挑选一遍，拣其中言论温和者，在新闻中加入数条，谓某民党机关报，于某日为官厅勒令停版，拘捕主笔惩办云云，发交印铸局重印，将原报毁弃，此后，陆续加添此类假新闻，以使袁知道民党报纸渐次查封殆尽。袁皇帝每见此等新闻，信以为实，抚掌大笑：“封得好，封得好”，不知此为内史厅自印之假报纸。所有函电，如有反对帝制独立讨袁内容的，也一律搁置不呈。某日，内史长因事外出，袁皇帝派内侍往内史厅索要文件，值班内史新任差事，不知内情，便将未经挑选之函一并呈上，袁氏阅罢大恨，谓内史有意戏己，立诏内史长诘问。第二天，洪妃告诉内史长，昨日之电不啻一催命符，皇上病又加重几分。自此，袁不再阅函电报纸。袁世凯皇帝梦迅即破灭，与报纸的力量大有关系。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因果、进程与内幕，只有当事人知晓，他们不说、不写，只能把史实带进棺材里。“况处专制之世，一言不合，立遭惨祸，故凡属食毛践土之士，无不当倾其天王之圣明；即奉命以修史，亦必多方改窜，委曲求全，以符明哲保身之旨，其事之正确与否，固可勿必加问，则史尚真可信耶？”好在总有一些良知未泯的文人，蓄太史之志，秉董狐之笔，将湮没报端之旧闻，传诵里巷之逸事，掇拾残篇，裒辑成书，虽为野乘，较之于无行文人奉旨修撰之“信史”，岂非裨益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