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能得诺贝尔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并非因为她年纪太大世界已将她遗忘（恰恰相反，她早已被写入所有的英国文学史），而是我早已习惯了诺贝尔奖隔三差五地将那100来万奖金拱手送给二流作家。或者说，莱辛得奖，不是幸运，而是太迟。至少，如果诺贝尔奖还可以算作西方文学最高奖项的话，莱辛早在50年前就应当荣膺。
莱辛的作品我看过两部，一为出版于1974年的《幸存者回忆录》，一为大名鼎鼎的《金色笔记》。作为60年代最具先锋气质的英国女作家，莱辛的《金色笔记》几乎与凯鲁亚克的《孤独旅者》一样，可以被视为关于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救赎的史诗般的作品。一个名为安娜的女人，通过四本颜色不同的笔记，记述和评判自己的人生，“黑色笔记”是对非洲的观察和探索（气质很像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红色笔记”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与幻灭；“黄色笔记”是文学创作之路上的艰辛坎坷，“蓝色笔记”则是现代女新心灵的碎裂与自我拯救。四部笔记搭叠糅合，映射二战之后西方价值观的崩溃与重构。
《金色笔记》是一部实验小说，却因作者系女性的缘故，并未显得过于艰深晦涩。西方世界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破产，是二战后诸多文学流派所关注的母题，但莱辛以女性特有的缜密与柔情，将这一母题写入了每个读者的心灵。如果比较《金色笔记》和《在路上》，我们不难发现诸多共同点，比如对左翼国际运动的期冀与失落，对土著文明的膜拜（凯鲁亚克称“大地是印第安人的”，莱辛用一部笔记来专门描述非洲），还有对东方神学与哲学的推崇（莱辛生于伊朗，毕生保持着对伊斯兰神秘主义的研究兴味），但他们对于拯救之途的构想却截然不同。凯鲁亚克试图用“在路上”的方式来缝补碎裂的外部世界，而莱辛则闭上双眼，于静谧之中寻求自身的圆满。莱辛的故事貌似分裂、破碎，实则在用一种戏拟的手段来刻画工业社会的人类灵魂，一如马尔库赛所言：单向度。
莱辛是英国作家中甚少让我兴味盎然者之一，也许恰恰是因为她没有过多继承英国文学故有的遗产，而是吸收了旧大陆与新大陆——尤其是美国——文学的诸多元素。对狄更斯的鄙夷与对劳伦斯的推崇，是英国文学得以冲破藩篱、获得新生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莱辛始终在坚持着自己的探索。
如今，她已88岁高龄，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西方文学最高奖”对她而言还有什么意义。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并不总是热衷于发掘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有的时候，像奥斯卡奖一样，适当地养养老，或许反而是对文学史的忠诚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