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兴:悬念在党代会之后

 

自1989年起,控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便不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也不是阐释性的“三个代表”,而是十八年一贯的邓小平主义。邓小平主义的实质,简言之,便是通过特权利益维系少数官僚及其裙带关系对政权的忠诚以保持社会稳定,在稳定中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试图以经济发展支撑政治强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完全漠视政治改革,或对政治改革只说不做。事实证明,邓小平主义基本上是成功的,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构筑了对当代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强大防火墙,看上去,政权稳如磐石,但是,对于社会公正和道德的践踏,使邓小平主义始终面对巨大的风险:只要中国社会在民主和人权领域形成任何一点实质性突破,都可能意味着邓小平主义的迅速瓦解。

反过来也可以说,只要不准备走出邓小平主义,执政党便不可能在民主和人权领域给社会以实质性空间。基于这个原因,民间社会对于中共的党代会,也越来越失去关注的热情,无论张三还是李四当选,只要邓小平主义继续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当选人都只能作为邓小平主义的最高代言人而存在,其个人品行与才能并无太大发挥空间。由于邓小平主义轻视民众的意见表达而只诉诸经济和暴力手段,十八年间累计的社会矛盾构成了对现政权的沉重压力,抛弃邓小平主义就意味着必须对这些矛盾进行清理,如果没有足够的党内共识,如果没有具备绝对实力和魄力的政治家主导这一过程,很难想象中共会主动反思邓小平主义的历史局限。

因此,对民间来说,十七大并无悬念。唯一能够吸引人们关注的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人事构成,但这种人事构成只对当事人及其裙带关系具有意义,对普通民众来说,只不过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罢了。由于党权政治运作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我们对即将当选者几乎一无所知,那张名单上的姓名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人品,也不了解其政绩,更不能指望他们拿出竞争性的施政纲领。概而言之,中共仍然完全保持了政治的封闭性和神秘性。这种封闭性的政治运作的后果是广泛的政治冷漠,如今,即使是中共最高级别的会议、即使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都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普遍关注,拜金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说不全中共中央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的已经占了多数,有些受过中等教育者甚至说不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名字,而作为中共中央直接面对民众讲话的最权威载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已越来越少人收看,也就是说,中共政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之不再具备直接号召民众的能力,而只能通过各级党和行政机关的官员间接地控制社会。这种政治冷漠是政治脱离民众的必然结果。当政治使用千篇一律的假大空语言对民众讲话,民众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理会它。

另一方面,来自境外媒体和互联网的声音,由于真实、新鲜、活泼,其影响力却越来越大,比如焦国标先生的《讨伐中宣部》,本只是一份私下传播的文稿,一经上网就被大量复制张贴,焦先生也因此而“一贴成名”。这说明民众有政治信息和政治讨论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人的本能,也是民间社会自觉意识形成的基础,在信息的扩散与讨论中,很多人的公民意识被唤醒,开始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民间对于政治改革的呼声因此而不断升高。

应该承认,由于经济仍处于上升通道,大量社会矛盾由此而被掩盖,民众的疾苦难以冲淡盛世歌舞的喧闹,权利意识尚不能阻止军警镇压的惯性力量,短期来看,政治封闭性仍将继续,民间社会难以影响公共政治走向,十八年来的稳定仍然可以维持下去,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打压,社会已如此“稳定”,当局根本无须清理访民,也无须调动几个师的兵力拱卫京畿,便可保障十七大的“胜利”召开,但这样一次重新划分权力的内部会议之后,对于邓小平主义的态度是否会发生改变,可能同样与当选人名单无关,如果邓小平主义的负面后果由隐性转化为显性,谁又有能力抵挡注定要来的社会变革?

十七大是在经济“欣欣向荣”的局面下召开的,GDP快速增长、股指持续飙升、房价居高不下、物价呈轮番上涨趋势,单从数字增长上看,这似乎是邓小平主义的胜利,但“宏观调控”的失败使人们意识到邓小平主义的经济增长中可能孕育着民生的艰难和痛苦,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调控失败未必是本届经济当局的错误所致。只顾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之负面后果必然要通过经济上的紊乱表现出来,比十七大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后果会在何时显现。有关中国经济运行的隐患与经济体制的反市场特点,许多经济学家的文章已有论证,不是作为经济学门外汉的我所能探讨,但每个人都具备观察和理解常识的能力,当房市、物价脱离“调控”轨道,而股市服用兴奋剂般有升无降地冲天而去并吸纳越来越多的资金(更不必说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抗争事件),我们是否真地窥破了繁华背后的秘密?

邓小平主义比任何政治理论都需要GDP的持续增长,却不思考GDP增长的同时应该在政治领域做些什么。十七大没有悬念不表明十七大后没有悬念,跛足改革何时走到尽头,这才是真正的悬念。我赞成温克坚先生的看法,中国社会变革可能越过戈尔巴乔夫阶段而直接进入叶利钦阶段——“不争论”的各种社会力量不经公开讨论达成妥协,而直接由利益分歧决定社会走向。但愿这样的警告会引起十七大与会者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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