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六
钱仲联(1908—2003)，名萼孙，字仲联，号梦苕，室名梦苕庵，以字行；江苏常熟人。
诗文笺注一道，在人皆能诗能文、烂熟掌故的古典时代，不过记诵之学耳。然而晚清以降，道术迁变，新旧时代之间形成知识断裂，相去已如河汉之隔；后人若欲思接千载，藉诗词文本以窥探前人的心灵世界，则非诠释典故、疏通本事莫由。故笺注学在今世已成存亡继绝之业，非可以小技视之也。
晚近的笺诗大家，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善作发覆，由诗入手，而以史为归；钱锺书有《宋诗选注》，侧重评点，对诗语源流的追溯最为所长；钱仲联尤专于此道，大抵述其背景、释其古典、证其本事，虽发明不及陈寅恪，精骇不及钱锺书，然得其大体，最近于传统笺注学的正宗。其历年所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海日楼诗注》(《沈曾植集校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后村词笺注》、《吴梅村诗补笺》、《剑南诗稿校注》，论数量论质量，无疑是近代第一人。
按：钱氏笺注之作，以三四十年代的《人境庐》、《海日楼》两种用力最勤。黄遵宪诗为晚清诗史，多隐含时事及思想方面的今典；沈曾植博学多方，诗中运用佛教、四裔舆地的僻典尤多。故笺释二氏诗作，攸关近代思想学术，且一空依傍，比之笺释古人别集，难度更大，价值亦更高。
钱氏于清代诗史，最是熟极而流，并世当无抗手。其散篇论文，除史学、文学理论之外，以论清诗者最火。早年所作《梦苕庵诗话》，亦以论清诗为多，虽承袭传统诗学体裁，不免零碎，而旁搜博采，亦成大观。平生未能完成一部清诗史专著，却留下门人笔录的《钱仲联讲论清诗》讲义，虽嫌简略而芜杂，然亦因此而脱出政治教条所困，兴之所至，于主题内外亦时有精语，与道貌岸然的高头讲章相比，实各有短长。盖钱氏为现代诗坛巨擘，以诗人而治诗学，自能深有会心，切中肯棨，虽大家之小作，犹胜于小家之大作也。
五十年代以后，钱氏论诗有一最大毛病，即以政治标准优先，以人论诗，过分张扬所谓进步、爱国作品，而完全抹杀所谓反动、卖国人物。如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近代诗钞》、《近代诗三百首》，无不表彰鸦片战争以来的“爱国诗歌”，表彰反映太平天国史事的作品，而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黄濬诸赫赫名手，皆摒去不留痕迹；又如《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维新派的黄遵宪居首，以抗日保台的丘逢甲(岭云海日楼)为副，而郑、梁、汪、黄作为“元恶巨憝”，则没其名，仅存其姓，亦不作评判；乃至自述本人创作经历，亦突出反侵略、忧国家的篇章，如《胡蝶曲》、《闻平型关大捷喜赋》之类。
按：沦陷时期，钱氏曾任(伪)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并对汪精卫的政治路线甚表同情。此一经历，在抗战后自成为政治污点，钱氏为求自保，不能不极力彰显个人在民族大义上的凛然立场，惟恐爱国稍后于人，再授人以柄。如此年深日久，遂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故其学问上的固陋，实根源于心理上的恐惧。
钱氏晚年主编《清诗纪事》，引书一千余种，收录五千余家，为清代以来三百余年的诗学渊薮。其采撷文献，虽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原始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决定取舍”，实际上却能有闻必录，不复以人废言，为《近代诗钞》所弃的“元恶巨憝”，藉此终得以名留诗史矣。
古人谓“寿则多辱”，而钱氏寿至九十六岁，虽曾辱身而终得生荣死哀，姑拟为天寿星焉。
钱氏早岁与王蘧常(字瑷仲)同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称“江南二仲”。王氏有《顾亭林诗集汇注》，亦以诗人而作笺诗家者。
诗曰：登坛点将数汪钱，人境岭云论自偏。惟有钞书销党见，清诗纪事最堪传。
按：近人汪辟疆亦有《光宣诗坛点将录》，尊“同光体”为主流；钱氏诗学虽掩过之，而自限于偏执，其《点将录》反落于汪作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