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斯科中心论”和“中国联系”
二、“双百”方针对东欧的影响及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
三、“中国影响”在北越
四、中越两国当局知识分子政策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结论
【作者说明】
【注释】
1956和1957年的“非斯大林化”标志着冷战时期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其间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在很多国家导致对共产党体制的挑战，特别突出的挑战是1956年底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他东欧国家虽然基本上未发生由政治抗议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但党内辩论和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非常普遍，同时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在亚洲，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批评――尤其是在1957年春天的“整风运动”中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在北越，知识分子直接向党国体制挑战，在1956年秋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同时北越义安省农民发动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个农村政策的武装暴动，在城市也发生工人和学生的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11月，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整个苏联东欧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中国，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政府，这不但给苏联造成了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东欧党内改革派发出自己的声音。“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北越政府镇压了义安省的农民暴动，用取缔报刊和发起批判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异议；但到了1957年春，随着中共对知识分子批评的宽容和鼓励，越共的“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势头，越南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对党的批评；直到1957年初秋，越共尾随中共发起了大规模“反右斗争”，结束了所谓的“自由化”。在东欧，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一些党内改革派势力最后一击，“匈牙利事件”后残存的改革派人士最终在1958年初被清除，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危机至此告终。
迄今为止，有关“反右”的研究基本以中国国内政治为主要背景，本文选择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放到国际共运的大环境中观察，着重分析1956年至1957年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之决策，不仅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而且与中共的国际目标有重大关系；“双百方针”的提出，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争夺领导地位的举措。如此才能充分认识“反右”运动的由来和毛主义的实质。
一、“莫斯科中心论”和“中国联系”
在叙述和分析“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运动时，人们常遵循“莫斯科中心论”。在这个模式的叙述中，处于边缘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反应是震惊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国家的党内外人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发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许的改革之声，由此出现了一场自由化运动。考虑到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先后顺序，“莫斯科中心论”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但有必要注意“莫斯科中心论”的一些盲点，其主要缺陷是，忽视和低估了那些并非起源于莫斯科的政治变化，这常常导致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和对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理解的简单化。
“莫斯科中心论”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它强调在这场自由化运动当中受到挑战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却忽视了“毛泽东模式”实际上同样受到了挑战。在中国和北越，“土改”、“镇反”、“整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严酷控制，这些相似的政策与其说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发明创造。这些做法通过思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对北越的共产党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年到1957年期间，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不但在中国“右派”的言论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识分子中受到了挑战。
今天回顾20世纪的国际共运史时很多人以为：“斯大林模式”(以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党内清洗等为代表的建立极权主义体制的道路)在50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义(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用“不断革命”来巩固和发展极权体制)的被批判始于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导着人们开始否定毛主义，但毛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很多政策还是“符合实际”的。这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之区别，也是其个人功过“三七开”的主要根据。然而，回顾1956年到1957年的历史，在国际共运阵营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时，这个被“七分肯定”的毛主义实际上也受到了批判，尽管在程度和影响上与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还不可同日而语。
本文从中共与北越党和一些东欧党的关系（中国联系）出发，考察共产党国家在50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发的自由化，并强调“中国模式”或毛主义在这场政治巨变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论”所忽视或低估的问题，即使是在信息自由的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1]
“中国联系”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镇反”、“整风”，以及经过“延安整风”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 这些对北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北越在1956年到1957年间的“自由化”实际上不是反斯大林主义，而是针对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但毛主义的这个侧面在东欧国家基本上未产生重要影响。第二方面是中共当时的“双百方针”、从1956年初到“反右”前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些政策客观上是对此前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显的“解冻”或“自由化”倾向，在实践中不但鼓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启发、鼓励了东欧和北越党内的改革派和异议知识分子的活动。东欧把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个方面借用来作为对抗斯大林主义和苏共强权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在北越，异议知识分子则用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后一方面来对抗其前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继续发挥着影响，直到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为止。第三方面是毛主义和“中共模式”对其它国家共产党处理危机的方式之影响，包括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国外应用以及对自由化运动最终的镇压。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和北越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以最后和致命的一击，从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后共产党阵营内自由化运动的终结。
应该指出，毛主义或“中国模式”的这三个方面在具体政策倾向上虽然有重大甚至原则性差别，但在两个根本点上是相互联系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国内它们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这个目标，不同的仅仅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中共建政之初，还处于体制上的摸索阶段，尤其是在处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阶段内表现出灵活性。那也是毛泽东掌权的26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上表现出灵活性的时期；其二，在国际上，它们都服务于在国际共运中推广“中国模式”和树立毛主义的地位这个总方针。在斯大林去世并受到批判、苏共领导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响的冲击的形势下，中共企图通过推广自己的模式来扩大它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甚至和苏共平起平坐。
本文讨论的“中国联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共和东欧(一定程度上苏联也包括在内)从1955年到1958年初的关系；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历史时段内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国联系”，不但可以看到一个“莫斯科中心论”无法解释的共产党国家政治变化的源头，而且可加深认识那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进一步扩展分析的时间范围，比如，有必要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之后的诸多事件也纳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越南知识分子的抗争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议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规模参与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政权更替成为公开诉求，知识分子最终被边缘化；而中越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抗争为主，争取言论自由始终是主要诉求。
二、“双百”方针对东欧的影响及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东欧事务中产生重大影响始于它在解决1956年10月和11月的东欧政治危机中。[2]当时莫斯科决定动用武力镇压波兰工人运动，中共反对，认为波兰问题主要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抵制了苏联所说的“西方阴谋论”；在匈牙利问题上，当苏联徘徊于镇压和放手之间时，中共先是持相似于对波兰问题的立场，但不久又变为催促苏联出兵镇压。近年披露的中方材料证明，从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中共积极参与了东欧问题的处理。
1、中共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中的立场和参与过程
1956年10月，当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在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当选为波兰党的领导人之后，莫斯科认为他对苏联的态度暧昧，波兰局势可能失控，于是决定镇压。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10月19日会见毛泽东，通报了苏联的立场。毛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反对苏联干预波兰。毛于20日和21日两次召见尤金，通报了中方立场，凸显出北京的强硬。苏联方面于是邀请中共派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当面协商解决东欧危机的方案，中共立即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23日赴苏。中共领导人到达苏联后，一直与苏共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列席了24日和26日苏共主席团会议。10月29日和30日是波匈事件的关键时刻。29日晚苏共领导人会见刘邓，说明波、匈局势大变，两国政府已要求苏联驻扎在这两国的军队立即撤出。刘邓说，波、匈问题虽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但目前局面下苏军不宜立即撤回。这时中共代表团接到了毛泽东电话，毛主张苏联立即撤军，刘少奇马上改变主张，向苏方转达了毛的意见。次日，中共代表团接到了苏联派往匈牙利的副总理米高扬从现场发回的报告。报告称，随着苏军撤出，匈牙利已发生反革命杀人事件，匈政府和保安部队已瓦解。与此同时，中共也接到了驻匈牙利使馆和其他派出机构的相似报告。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刘电告毛，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已变，力主苏军镇压，得到毛的同意。不过毛说，最好再给反革命几天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这是典型的毛方式。得到毛的同意后，中共代表团紧急约见苏共领导人，刘要苏联不要“放弃”匈牙利，邓小平则直截了当地要苏联军队返回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夺回政权。但赫鲁晓夫说，苏联已错过了干预匈牙利的时机，现在苏军再返回布达佩斯，会被国际上看作是对外国的军事占领，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不加干预。听到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决定，中方没有坚持。但11月1日晨，赫鲁晓夫前往飞机场，与即将启程的中共代表团举行紧急会谈，告知他们苏联又改变了方针，命令苏军开回布达佩斯(实际上在和中共代表团会面时，苏军坦克前晚已经开进了匈牙利首都)。[3]
中共方面的材料披露了苏共领导层在匈牙利危机中的动摇和犹豫，这可以在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中找到佐证。他说：“我不记得究竟有多少次我们在‘一举粉碎叛乱’还是抽身离开之间举棋不定。”[4]究竟中共在促使苏联下决心镇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但根据上面所引的中方材料，至少苏共领导人做决定时对中共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至少可以说，中共对匈牙利事件在最后关头的强硬态度促成了苏联领导人下决心。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苏联镇压，这是共产党阵营中最早对镇压表态的党报之一。1957年1月中旬，当匈牙利局势还很不稳定、面临巨大国际压力时，周恩来访问了布达佩斯，给了依靠苏联坦克建立的新政权极大的支持。
然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最后关头的强硬立场和后来对镇压的全力支持，其实只是中共当时对“非斯大林化”的立场的一个侧面。中共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反对苏联企图出兵波兰，以及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的“性质”转变之前要求苏联撤兵，这些都说明中共在波匈问题或者更广泛的苏联东欧关系上有更复杂的立场。
2、“非斯大林化”使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中崭露头角
如果扩展视野，考察“非斯大林化”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考察一些不太被重视的历史材料，就会发现中共立场和影响的另一面。如果用正统斯大林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并把动机搁置一边，那么中共的一些政策无疑具有自由化倾向，从1955年起就在东欧国家的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其影响早于苏共“二十大”。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仍然影响着东欧国家，直到“反右”运动开始。
有证据表明，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由马林科夫为首发起了自称为“新路程”（New Course）的改革。在国内政策上，“新路程”主张适度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放松对主要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在政治生活上缓和政治镇压和恐怖；在对外政策上修正斯大林时期受到损害的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内一些受迫害和排斥的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地位，尤其是恢复铁托的名誉(铁托于1948年被苏联操纵的“共产党情报局”开除，铁托被宣布为叛徒)，赫鲁晓夫并于1955年5月访问了南斯拉夫。与后来苏共“二十大”造成的政治风暴相比，苏共的这些政策不过是和煦的微风，但它们确实起到了“解冻”被斯大林主义僵硬了的政治土壤的作用。
东欧党内的改革派也开始把这些政策引入本国的经济政策和党内生活中。为了从莫斯科的控制下得到更多的自治，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转向北京寻求意识形态支持。它们的理由是，中国正处于同它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从“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苏联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
东德是较早受苏联“新路程”政策影响的国家，东德党在1955年11月的全会上通过了按照“中国模式”对剩余的大型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方案，对原业主提供相当于其资产50％的赎买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而非全盘没收，允许原业主参与国有化后的管理(至少在原则上如此)，这些都是中共革命有别于俄国模式之处。[5]1956年6月13日，东德党报Neu Zeit（《新时代报》）翻译并发表了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发表于《人民中国》上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资本家欢迎社会主义”，作为对东德私营企业主读者对“中国模式”之回应。该年9月，东德党刊Einheit（《团结》）翻译并发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阶段”。同月，东德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他回国后介绍中国情况时强调了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6]
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对中共的一些政策提法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例如，匈牙利原总理伊姆雷·纳吉对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 十分推崇。纳吉原来在斯大林时期受打击被下狱，“新路程”时期被平反和起用，1953年底担任总理，但不久又被党内以拉科西为首的斯大林主义者构陷，于1955年3月下台。下台后，纳吉感觉到政治气候会发生变化，于1955年底1956年初撰写了“为新路程辩护”的长篇文章，向党上书[8]。在这份匈牙利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中，对外政策这一章的标题是“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其主旨就是用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匈牙利的民族主权和从莫斯科的统治下独立的要求辩护，纳吉特别指出，它们的应用“必须被扩展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9]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斯大林主义受到公开批判，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中共对自己的一些政策在东欧的反响以及苏联和东欧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心中有数的，对东欧国家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解冻”和苏共“二十大”后的困境也非常注意。为了扩大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中共十分注意发展与东欧那些改革派人物的关系。
当时匈牙利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雅诺什·拉凡伊(Janos Radvanyi）与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馆和大使郝德清的关系非常密切。据拉凡伊回忆，中共大使馆在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机构内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情报网，通过这个情报网，郝德清不但得知纳吉的上书，还通过在匈牙利党中央秘书处的关系得到了一份复制件。当苏联大使馆还在遵循过去的模式邀请“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斯大林体制下的劳动模范)作客时，中共大使馆却对作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记者的兴趣更大，常在大使馆用中国菜招待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匈牙利政府不信任的。郝和大使馆的其他高级人员以及新华社驻匈记者，常常外出考察匈牙利社会。当“裴多菲俱乐部”开始活动时，中共大使馆就通过自己的交换学生掌握其活动。这类活动在初期为中共了解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进展提供了途径，在后期则为其判断匈牙利事件“性质”的转变提供了材料。[10]匈牙利事件之后，当匈牙利领导人再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曾告诉他们，他当时每天都听取从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发来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帮助了中国领导人对匈牙利局势的转变作了正确而及时的判断。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为此获得嘉奖，大使郝德清后来也官运亨通。
1956年10月30日，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苏联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有过错误。这是苏联公开表示软弱和退让，其内部已决定不干预匈牙利危机。当时，毛泽东也主张苏联撤兵。11月1日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响应苏共声明的文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该声明提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口吻表明，中共意识到这是历史给予它的向苏共领导权挑战的良机，所以它抓住机会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匈牙利知识分子正是从《人民日报》的这种表态中，判断中共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就在中共11月1日发表这项声明时，中共对匈牙利局势的判断已经改变(其间只差一到两天)，苏共也决定出兵镇压。因此，《人民日报》刚唱完“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高调，两天后就发表社论，坚决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显然，对视一党专政为生命线的中共而言，崇高的“五项原则”其实不过是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
3、中共如何利用 “双百”方针在国际共运中赢得声望
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引起了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该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都派出代表团列席，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密切接触，发展关系，介绍“中国模式”。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是改革派领导人雅诺什·卡达尔。他和纳吉一样，在斯大林时期被迫害，1954年恢复名誉并进入党的领导层，是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阵营的政治明星。中共领导人对卡达尔非常感兴趣，毛、刘、周、邓等都会见了他并长时间谈话。10月1日，卡达尔再次带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参加北京的中共建政十周年庆祝活动。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郝德清抓住这个机会扩展中共在匈牙利的影响，他向匈牙利各界人士广泛散发了中共“八大”的材料，在匈牙利电台和报刊上介绍中共的方针，使得许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认为，“双百方针”是中共诚心诚意实行的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路线。11月初，当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时，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还误认为中共仍然站在他们一边。11月2日，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刊物Irodalmi Ujsag(《文学报》)还写道：“西方和东方都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已经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我们事业的信念，其他一些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是这样。”[11] 当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后，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根据他们过去对中共的印象，纷纷前往中共大使馆寻求庇护，但被中共大使馆拒绝。
虽然中共在最后关头全力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但在国内政策上，“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但未收回“双百”方针，而且毛泽东还在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表示出对民众当中的异议的某种容忍。1957年4月，中共甚至大力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中共在国内的这种放松控制和容忍自由化的政策，当时在一些东欧国家有相当的影响。
今天中国的不少研究者认为，1957年初春毛已决定“引蛇出洞”了。但那时东欧的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对此毫无所知，对他们来说，中共在“匈牙利事件”后坚持“双百”方针、承认人民内部矛盾、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无疑是保护了“非斯大林化”的成果。所以，波匈事件后，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派把中共看成是“非斯大林化”的“圣地麦加”，[12]中国成了暗夜中一座令他们向往的灯塔。
在东德，改革派领导人卡尔·施德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保罗·万德尔(书记处主管教育的书记)和容格·库辛斯基(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等人，纷纷称赞中共通过区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寻求和谐并鼓励对政府的批评。施德万说，中共真正懂得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万德尔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把党和群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库辛斯基公开号召在东德实行“双百方针”，说“让百花齐放，让它们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因为每一朵花都用它们无数不同的色、香、形装点这个世界。这是对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进步的态度。”[13] 这些人的言行给东德党内保守派和斯大林主义分子造成了很大压力。总书记乌布利希原来对“中国模式”很推崇，“匈牙利事件”后他转向保守。1957年2月，针对党内要求实行“双百方针”的呼声，乌布利希回应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让百花都放，而是有选择地允许那些正确的去放，栽培真正新的、有益的花，而对那些在鲜花的外表掩藏下的毒草绝不姑息。”[14]
在“波兰事件”中，苏联没有出兵，而是与改革派领导人达成妥协。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在匈牙利事件后担任总书记，他企图在斯大林主义和改革之间保持一定的中间立场。1957年5月他在党的全会上说，波兰党怀着“深刻的同情”注视着中国的政策。他称赞中共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应用新的方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和“让百花齐放”，这些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至今为止没有尝试过的”，因而是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5]一个星期后，波兰党的一份刊物发表的一篇呼吁移植“中国的百花”的文章表示：“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国也存在。如果我们要通过说服和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同官僚机构作坚决斗争，改善国家机器，对政治和阶级盟友采用更灵活的政策。”[16]
4、 苏联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对中共“双百”方针和“反右”的态度
自从中国提出“双百”方针后，莫斯科就抱怀疑、批评甚至焦虑的态度，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当中共决定公布“双百方针”时，陆定一受派遣前往苏联大使馆向苏方通报。这是根据中苏两党的约定，彼此有重要决定时尽量事先通知对方（尽管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并未事先向中方通报）。据随行的陆定一秘书于光远回忆，苏联大使尤金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后，找出列宁的一篇文章，意在用列宁当年对言论自由的禁止反对中共对公开批评的容忍。离开苏联使馆后，陆定一对于光远叹息道：“他们的教条主义真是根深蒂固！”[17]
波匈事件后，中共对自由化政策的坚持更加深了莫斯科的不安。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据参与会谈和接待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回忆，伏罗希洛夫至少两次对毛泽东提出了对“双百”方针的不满，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竟然被允许登载报纸上。他引了“匈牙利事件”作为自由化泛滥的后果来警告毛。毛的回答是：请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共不想做“温室里的花朵”；如果反党分子想借机推翻共产党，他们只会落到暴露自己的下场。[18]
赫鲁晓夫下台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提到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自由化政策和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双百方针”的反感。他说，中国人“很会提出一些动听的说法”，他们“很会掌握提出正确口号的时机”。回忆中共的方针在苏联所造成的影响时，他写道：“我们自己的宣传干部问我应该怎样对中共的方针作出回应。‘我们的读者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新运动，’他们说，‘这个百花运动已经潜入到苏联社会中了’。我们于是指示自己的报刊编辑和宣传干部不再报导这方面的内容，也不加评论。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的内部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我们避免对这个方针作直接的批评，但我们也不表示支持……任何农民都知道什么样的花应该栽培，什么样的东西必须铲除。一些作物能结果，但味道苦涩，对健康有害无益，而另外一些则会疯长以至与窒息那些邻近作物的根茎。”[19]
赫鲁晓夫当时已经因“非斯大林化”而陷入麻烦，他当然不想为任何进一步的自由化政策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虽然他理解毛不过是为了让那些坏分子暴露自己而“引诱人们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而已。赫鲁晓夫也拒绝了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已在东欧国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1956年6月2日，当中国正处于“反右”前夜时，赫鲁晓夫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当问到他对北京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人民和领袖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时，赫鲁晓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这一类的矛盾”。 [20]
1956年匈牙利曾受到中共很大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后上台的党的新领导层对中共“反右”前的路线和口号仍然心有余悸。1957年5月，就在中共极力鼓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时候，匈牙利党的刊物发表文章，总结历史教训，警告那些眼睛看着中国、心里想着在匈牙利实行“双百方针”的人。文章说：“近几个月中国――尤其是在文学、科学和艺术界――广泛开展的‘让每朵花都开放’运动正在匈牙利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当这个运动刚刚开始时，曾经受到它导致思想自由化和压制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他知道他们的大多数是忠于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为‘百花’的口号辩护……在经历了过去的那场悲剧之后（指半年前的匈牙利革命――本文作者注），我们现在也许最好是对在匈牙利实行中国的方法保持警惕”。[21]
莫斯科对中国政策的警告、反对和禁止传播的背后有两个担心。其一是本国和东欧的政治稳定；其二是对中共借机在国际共运中向苏联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政治威信受到“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损害的时候。周恩来在1957年初访问莫斯科时，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受到很大压力，他利用在莫斯科大学接受名誉学位的机会公开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说：“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22]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的这种忧虑很快就释然了。1957年6月初，毛终于发起了“反右”运动，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保守派松了一口气。东德党刊Neues Deutschland（《新德意志报》)的记者于7月12日从北京发回报道说：“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右派’……现在那些过去站在‘右派’立场上的人都暴露无遗了”。半年后，乌布利希在东德党内发起“反对修正主义分子”运动，清除了支持自由化的领导人施德万、万德尔、佛雷德·奥森纳(政治局成员、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同情者，很多鼓吹在东德实行“百花”方针的知识分子也遭到清算。
三、“中国影响”在北越
与对东欧的影响相比，中共对越南的影响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能看到的材料也丰富得多。如果说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始于斯大林死后，而且受到苏联影响的限制，那么中共和越共之间历史上的关系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追述到20年代。
1、中共和北越共产党的紧密关系
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共产主义者曾经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加入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抗战结束后，很多加入中共的越南共产党人和军人回到越南北部，开展了抗法斗争。1949年中共革命的胜利为越南革命提供了直接支持，中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顾问和物资，中共革命的模式对越共也有深刻影响。1951年3月的越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方针，毛的像片也与马恩列斯并列；“中国模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被确定为越南当时和未来的革命目标，“民族统一战线”也被称为动员各种力量――尤其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此外，历史上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典籍一直是越南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使用中文的能力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教养的标志。因此，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可以从中文材料中了解外部尤其是北方邻国的情况。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越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与中共的关联远比与苏共的关联密切。东欧国家当时照搬“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强调重工业，缺乏日用品和农产品，斯大林时期党内清洗留下的案件和积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的太上皇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给东欧国家带来种种严重问题的同时，对自己的模式在北越所造成的问题从来讳莫如深。在中共正式公布或间接透露的有关中越关系的文件资料中，充斥着中共如何在军事、经济、外交和人员上对北越的援助，但闭口不谈北越在50年代上半期如何照搬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延安整风”)以及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这三大政策，给北越社会带来严重破坏的情况。
2、中共农村政策在北越的影响
北越在1946年到1953年的抗法战争期间，对其控制区的地主富农基本上是实行“减租减息”，同时没收法国地主和依附法国殖民当局的越南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翻版。早在1949年，中共就开始催促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实行“土改”，但胡志明和其他一些越共领导人以越南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为由拖延抵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因此认为胡志明不愿按中共模式实行“土改”，在农村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暧昧。刘少奇在1963年一次反修正主义的内部报告中，以“老子党”自居，指名道姓地说，胡志明“这位同志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林一说，斯大林把他臭骂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刘少奇提到的胡志明的那次莫斯科之行发生在1949年7月。
从1953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中共的顾问参加和指导了北越很多地方的“土改”，介绍了中共“土改”中“斗地主”的经验，比如在农村里划分阶级路线、用各种手段煽动对“地富”的仇恨、甚至用地痞和流氓充当打手等。越共干部在参加“土改”前都必须专门学习中共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中共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革命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后来运动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革命和镇压反革命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甚至一个回乡探亲的北越政府部长也被当作逃税户而关押，结果夫妇双双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当时有数万人被关押，直到1956年北越党被迫“纠错”时才被释放。
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两个星期，有研究者认为，平均每个村有4到5人死亡。1953年2月底胡志明发表了讲话，对两个星期来农村运动的失控表示遗憾，向农民道歉，但并未否定整个运动。“群众的义愤”和“群众自发的行动”被党用来为恐怖和暴力辩护，“群众永远是正确的”、“群众可以自己领导自己”等口号也被用来在原则上肯定这场运动。这些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党取得对农村基层的控制权后，收集了那些抵制运动、参加运动不力或企图保护自己在农村的亲戚的党员干部名单，然后把他们全部送进“再教育营”，直到1956年夏天才在“纠错”运动中和那些被捕者一起释放。这场“反逃税”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北越农村造成了恐怖气氛和对党的绝对服从，为几个月后“土改”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从1953年底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开始，到1956年底结束。在这场“土改”中，大量中农和富农被划为“地主”而受到打击，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枪决。同时，越共还对“土改”对象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不允许这些家属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导致大批妇女儿童在家中饿死。这实际上是党的“消灭地富”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党内，很多反对这种“土改”政策的原“老区”党员干部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惩处甚至杀害。
3、北越的“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整风”的越南文发音为Chinh Huan。北越“整风”的历史背景和中共的“延安整风”类似，都是对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信任，要从改造人性入手建立高度统一的极权政党。很多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北越共产党人回国后，把他们在中共那里学到的经验介绍过去。这场针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是毛泽东“延安整风”的翻版。按照台湾学者陈永发对50年代早期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简明概括，“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籍由两个方式：一是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土地革命，一是成立各种学习班或办理各种政治学习”。这两个方式在北越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都被采用。
从1951年开始，“整风”运动在越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延续了几年。这两场运动波及北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武装和地下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知识分子，也被强迫送进与外界隔离的学习班和特殊学校，经受系统的强化的思想改造。很多人不堪忍受压力和折磨而自杀，所以后来连剃须刀都被没收，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下，“思想改造学习班”的灯火昼夜通明，对被改造者严加监视。从1953年到1956年，大批北越知识分子被安排参加“土改”工作队，参与了农村人口“成分”调查、政策宣传和撰写通讯报导等工作，要求他们在此过程中既改造农村，也改造自己。
很多中国读者都知道，有一个叫洪水(原名阮山)的北越共产党人，参加过中共的长征和“延安整风”，曾任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1948年回到北越，以少将军衔担任第四军区司令。他根据参加“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期间“整军”的经验写了小册子，建议越共实行“三整”(整党、整干、整军)。由于洪水主张毛式“自力更生”，在军事方针和争取中共援助上与胡志明、武元甲等北越党、军领导人有矛盾，洪水后来回到了中国，他的“整风”建议没有马上在北越实行。但1951年以后，越共在中共顾问的参与下还是发起了“整风”运动。洪水的建议说明，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在北越党政干部中早就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接受这种模式的土壤。
中共对越共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北越的“整风”中大量使用了中共的“整风”文献，而且“延安整风”与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采用的很多做法也有其越南版本。例如“硬戴帽子”，即不管受审查者如何否认，他必须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丝毫没有自我辩护的机会；还有“车轮战”，即连续多个昼夜对受审查者进行盘根究底的逼问，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审者心理崩溃。北越“整风”中的另一个常用手段是“连环套”式的追究“反革命”动机。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教师被怀疑为“反革命”，于是他的学生对他使用了这种方法，将他定为“反革命”。其过程是：你给了某学生一个他不应得的高分，我们就此认为：一，你以此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二，有了这种矛盾学生就相互争吵；三，他们从此就不再进步；四，他们甚至会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五，他们会进而认为今不如昔，现在的整个制度不如法国殖民时期；六，所以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成绩，你就达到了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结论，你就是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23]
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中，认“罪”者常常在公开场合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的悔“罪”；在北越，这种方式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悔罪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在“思想改造”会议上，听取“悔罪”者认罪的人常常集体痛哭流涕，表示他们没有听从“胡伯伯”和“毛伯伯”的教导，让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集体到一个还拒绝认“罪”的人那里，在他的门口大声哭泣，用这种方法逼他就范。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集中了未成年“思想改造”对象的学校里，造成精神失常。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北越只不过是受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影响的一个事例。马来西亚共产党在60年代也曾多次发动“整风”，让党员轮流去“学习班”，由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介绍“整风”经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等被作为马共的“整风”文献，每个人都要“活学活用，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的肮脏卑鄙思想挖出来消毒，让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24]马共内部在60年代末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情形，大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被杀害。[25]马共1989年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时，大量受害者的家属前往马共营区追寻亲人下落，马共不得不专门发出文件，为这些受害者“平反”，追认其为“烈士”，并给每个受害者家属800美元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