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魏城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29.80元。
对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来说，2007年可能成为一个不寻常的转折点。2007年4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主编的“中国中间阶层研究”系列丛书出版，对中间阶层的消费行为、文化品位、教育传承、身份认同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剖析；7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第17届年会上，“中产阶级的比较研究”论坛成为此次会议级别最高、最吸引人的论坛之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与其团队编辑、采写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道和讨论，继今年5月获得2007年亚洲出版人协会卓越解释类报道奖之后，最近又由中国南方日报出版社结集成书，名为《所谓中产》。这又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也已经并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反响。
在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是中国中产阶级正在不断走向社会关注焦点、新闻舆论热点以及时髦话语中心这一社会事实。这一事实的形成至少有三个不能不提及的社会背景：作为社会新阶层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兴起与发展壮大；中产这一模糊符号背后的复杂的社会意涵；目前中产阶级发展所面临的艰难的社会处境以及建构和谐对这一阶层的社会心理预期。要理解何谓中产、中产何以成为社会问题以及如何面对这一社会问题，也不得不从这里入手。
中产阶级的中国化进程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到了这一处于社会中间地位的“缓冲带”。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北美等国家的率先发展而产生，并伴随其现代化进程不断演变和更替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中产阶级至少有两个图式，其一是包括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在内的旧中产阶级(主要是工业化、商业化的产物)；其二是包括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的新中产阶级(主要是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结果)。而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产阶级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面目：以知识与科技见长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则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成为主宰后工业社会或者说中产阶级社会的主力军。这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未来图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产阶级将会成为“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回头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我们就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中国化进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促发了社会空间与社会流动，个体、私营经济首先成就了原来的体制外人员，农村乡镇企业主、城镇个体户等先富一步的群体成为这一时期的老中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阶层。1993年以后，三资企业飞速发展。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企业、技术的力度，大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进入，就业群体中在外资企业服务的“白领”职员迅速递增。在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拥有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学历者纷纷下海经商，同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拍卖、租赁过程中转变为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主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群体形象与素质不断改善，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总人数从198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万人。中央政府数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人员(包括研究院与高校)的工资收入，使这一阶层也有条件跨入中等收入阶层。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的全国性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这些迹象表明，尽管中产阶级还不是当前社会的主体，尽管中国距离“中产社会”为时尚早，但毋庸置疑，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什么是中产阶级
这就是中产成为社会中心的社会基础，它表明介于社会精英与社会下层的中间阶层已经真正存在并初具规模。于是，才有了魏城先生的中国之行。但为什么中产却一再成为一个备受质疑的社会阶层呢？这自然与“中产”这一符号有很大的关系。
中产是一个模糊的符号，中产阶级是一个暧昧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看做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参照群体。
在中国，理论上惯常使用的术语有“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等，日常生活中相关的词有“白领”、“小资”、“布波族”等，官方话语则为“中等收入者群体”。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中产阶级只是一个以职业划分为主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学意义上，虽然看重中产的社会稳定功能，但用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标准来看，它怎么也算不上“阶级”，不过是利益群体而已；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则是主要的，他们是热情、前卫的理想消费群体；在社会大众和传媒的眼中，中产阶级是一群有钱、有闲、有情调的优雅人士。这种分歧是中产成为时髦但模糊的话语的根源之一。而中国很长时间将中产阶级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也使得这一词语很难进入正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甚至这一符号还容纳了不同的划分标准、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这样中产与钱有关，与政治地位有关，与生活品位有关。
而这也正是魏城先生遇到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不算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是一个伪命题”。同时，在魏先生对许多学者的访谈中也可以看出，如同社会大众一样，学者们也有自己对中产阶级的特殊界定。
中产阶级尴尬的社会处境
另外，中产问题的矛盾还与目前中产阶级尴尬的社会处境有关。由于贫富分化难以有效缓解、社会阶层渐趋分化、社会流动途径与机会减少、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农民与农民工城市化障碍等等因素，中产阶级的发展已经开始遭遇发展的困境与瓶颈。住房、教育、医疗的重压也使他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窘迫状况。而且，中国城市不断飞涨的房价在掏空了中产阶级的腰包后，已经加重了中产阶级的生存压力与内在焦虑，并可能成为他们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中产阶级成为贫富分化的替罪羊”等并不是杞人忧天。在魏城对一些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隐忧。
中产符号的模糊性使得简单问题不断复杂化，而来自社会上层的挤压与来自下层的责难也使得中产阶级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这种处境增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与不安，这在魏城先生的调查中也不鲜见，他的许多访谈对象都有此感慨。这也是目前中产阶级自身以及社会认同不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其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也由于整个社会对于中产阶级发展的期待，以及现阶段由于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所导致的中产阶级发展困境，中产阶级的发展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产阶级的规模与社会作为是未来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保障中国中产阶级的顺利成长，给中产阶级留下必要的发展空间，这是整个社会都应该亟待重视的问题。毕竟，中产阶级的发展与稳定，受益的不仅仅是自己，同时还有整个社会。搁置无谓的概论纠缠，让中产问题回归社会阶层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魏城先生“让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的期待也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