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实在是一段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今天你说维新，明天他搞守制；今天你说共和，明天他搞帝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搞革命……真是热热闹闹一台大戏，生旦净丑五色俱全，你方唱罢我登场，论者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在不为过也。在这么一种历史背景下，能够雁过留声固然已经很难，要想名垂青史当然就更难上千万倍。而且，当局者糊涂，旁观者愚昧，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们固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真的能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无论哪个团体，绝对不是自己说了就算。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本小书，给我们开放出了多种多样的话题，尤其是在立宪与革命之间互相影响方面，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扯不断，理还乱。如此关系，作者该如何理个清楚？张朋园在论述立宪与革命之间这种多重关系时，采用了这么几个大手笔，使得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有章可循了不少。
首先，张朋园在结构安排上五五开，上半部分专门讲“立宪派与立宪运动”，下半部分专门讲“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种分类方法几乎完全是按照时间坐标点来做的划分，简单实用但又不至于牵强。其次，在讲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这部分时，框架逻辑也很清楚，先讲立宪派的产生，再将立宪派的舞台以及在舆论、政坛诸多方面的种种表现，最后讲辛亥前夕立宪派的表现。这个论述过程，既有按时间次第铺陈的纵向论述，也有按行为并行不悖的横向描绘，纵横结合，5W要素一览无余。再次，在讲述“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时，张朋园先生用了更为简单的罗列方法：即按照不同的地域，逐个细致地考察了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在地方政权建设中的种种行为，既使得史学研究具体可信，又避免了空泛无当的议论。在我这种史学的门外汉看来，张朋园的这“三板斧”简单但却十分实用，达到了快刀斩乱麻的效果。
平心而论，立宪派恐怕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层次最高的一个群体，而其在新世纪初期发起的立宪运动，真是占尽天时地利，较之以往的戊戌变法，较之以后的辛亥革命，其有利的历史条件跃然纸上。
通过甲午海战、庚子拳变以及八国乱华之后，晚清当局尽管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却保留了戊戌变法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这种情况无疑促进了立宪派的诞生，反过来也给立宪派政纲的实现请了一把“尚方宝剑”。除此而外，就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而论，基本上已经不是像林则徐、魏源等虽然“开眼看世界”但却土得掉渣的士大夫了，当然也不是辛亥前后的“海龟”，立宪派基本上介乎两者之间，既有世界的眼光，也有中国的情怀，既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亦能接受“立宪”这种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并积极使其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力。这种知识结构和思维意识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比较理想的精神状态了。
因此，立宪派能够在近代中国显赫一时，能够促使清末统治者主动地推出预备仿行立宪，能够在地方广泛建立咨议局这种具有民主政治雏形的政体，能够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立宪进程。这种上通天下通地的政治能量，恐怕较之太平天国、义和团等优秀好几倍呢。倘若天假以时日，恐怕立宪派主导的中国政局，真会是海晏河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不是战乱频仍、割据横行、独裁无道。
但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如此一来，固然立宪派占尽先机，煊赫一时，风光无限，但事实上最终在历史上的表现，似乎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即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沦为配角甚至所谓反动派了。
可能导致立宪派退出历史舞台的因素，我想有这么几个。比如说，革命者原是“恐怖分子”，立宪派则是谦谦君子。君不见早期革命者几乎全都是人体炸弹，而且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清朝的官员都不是好东西，凡是清朝的朋友都是革命的敌人，即便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样的积极行动也不忘肆意破坏。这么一比，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面对种种“恐怖”手段，可怜的立宪派种种梦想毕竟只是一枕黄粱了。
再比如说，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党人挟武装以令诸侯，个个都能制造炸弹并发动革命的“恐怖”袭击，管他王侯将相谦谦君子，炸弹面前人人平等。我想起辛亥之后黎元洪被用枪逼迫着做大总统的一幕，这不正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写照吗？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立宪派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播下龙种往往收获跳蚤，历史的吊诡总是让人有啼笑皆非之感。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这恐怕是此书留下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延伸阅读
《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严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