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尘埃落定，习近平、李克强双双荣登政治局常委宝座，应验了海外大半年的猜测而成为最大的亮点（有人认为是故意泄露）。但是，在我看来，十七大的最大看点就是通过确立未来的两个接班人（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而向世界宣示了未来十五年中共的基本执政方略。这就是：科学发展经济，拒绝政治改革，谨慎推行法治，力争社会和谐。
为何习李双接班
接班人问题一直是非民主国家最头痛的问题，中共政治强人毛泽东、邓小平在接班人问题上都屡遭挫折，乏善可陈，胡锦涛为邓小平隔代指定，非江泽民所虑，但是这一设计却维持了中共10年的政局稳定。江胡都非政治强人，江的指定权被邓剥夺，胡当然没有指定接班人的资历、威望和条件，自然，胡的接班人只能在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中产生。李克强作为胡系团派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是胡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他的脱颖而出顺理成章。习近平突然杀出，被海外舆论誉为政坛“黑马”，其实仔细想来，习近平出任新常委并最终接掌胡锦涛的总书记，似乎更符合中共的权力承接逻辑。
中共元老陈云在总结接班人的教训时曾说，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些。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在中共党内有着广泛的人脉，由他来出任接班人可以整合党内势力派（元老+太子党），为新班子的稳定投入保险金。习近平个人的学历背景（法学博士）、从政经历（经历了从基层到东南沿海各经济发达省福建、浙江、上海省市委书记的历练）、为人内敛低调、善于调和各种关系的性情风格，也是他在对手如云，竞争激烈的官场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克强作为原北大出身的早期具有自由化倾向、平民色彩、胡系团派身份的接班人，如果作为唯一的人选，中共党内实力派很难放心。他和习近平双双接班，在18大以后出任政府总理，可以互相钳制，保证中共最高统治阶层15年基本的稳定。
科学发展是要务
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并不仅仅意味着胡锦涛想在党的历史上留下点个人的什么东西。这是形势所迫，发展所需。科学发展观有两层含义，其表面含义就是节省资源，提高效益，促进环保，惠顾民生。深层含义就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邓式发展路线以及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检讨、修正，对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不惜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践踏法制、凋敝民生，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的单纯发展观进行纠偏。
近年来，因为单纯追求发展速度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导致各种思想流派围绕着改革、对单纯的经济发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对改革、发展进行反思的思潮已经形成。即便是执政党内部，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单纯追求，已经转变为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追求。在民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目的，不再是人们不惜一切代价简单盲目追求的目标，而是也成了知识群体和民众反思、讨论的对象。
左派人士认为：“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入了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阶级分化可能给民族带来灾难，可能造成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使这个站起来的民族再一次仆倒。”这种观点可能有所偏狭，但是数十年瘸腿改革片面发展所导致的弊端致使社会矛盾凸出，阶层利益尖锐冲突等严重社会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中共第四代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原因。
构建和谐求稳定
和谐是一种状态，一个目标，构建和谐是十七大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第四代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不仅仅是空喊口号，而且也有一些很见力度的具体举措。短短几年在全国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实行小学免费教育、建立医疗保障机制等等措施，基本解除了农民制造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稳住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目前中国社会危及和谐的主要因素在城市，企业转制过程中利益受损的职工群体，城市开发、道路修建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受损群体（如房子被拆迁、土地被占），复转军人群体，司法腐败、历史冤案造成的上访群体、以及法轮功、地下教会等受到打压的信仰群体等等，除了法轮功和地下教会，其他群体的诉求大都停留在财产权、人身权的维护，在法治层面就能解决。如果厉行法治，不再制造新的人权热点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解。
目前中国社会无法解决的负资产是“六四”问题和法轮功问题，这两笔资产让中共丧失了几乎所有的道义资源，在中共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看来，这两笔负资产与他们接受的掌国权柄如影相随、息息相关，这就像一家已经资不抵债的银行，主动清算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彻底破产，而拖延下去则可苟延残喘。因此，不但胡锦涛继续执政的5年内不可能解决，习近平、李克强当政的10年也不可能主动去触这个霉头。考虑到习近平、李克强的法学学历背景（习近平是法学博士，李克强则是在北大法律系读的本科），他们可能会逐渐推进法治，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来弥补政权合法性的流失。减少民怨，维持政权的正常运作。
维权旗帜破困局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路线方针和人事安排，中共在20大之前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自由民主的星光还将被遮蔽至少15年。但是形势比人强，历史的发展向来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秦始皇还想大秦帝国万世一统，子子孙孙做皇帝呢。陈胜吴广一声怒吼，他的帝业还不是分崩离析、二世而亡？按照共产党的设想，恐怕150年也不想交出政权（胡锦涛在17大报告中还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同奋斗的事业呢，想想几十代人是多少年？），中国人是不是就注定要世世代代在没有选举权、没有言论、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苟活下去？恐怕没有人甘心，没有人同意。
著名政论家刘晓波先生认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民间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笔者认为，有志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能将眼光仅仅盯在中共的寡头统治者身上，而应该放下幻想，深入民间，积蓄能量，来迎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我们首先要了解民众的需要是什么，尤其要了解目前民众的优势需要是什么。
目前大陆民众的需要是什么，这需要进行量化分析。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要，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的需要是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被侵犯，维护吃饭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复转军人群体的需要是恢复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或者尽可能的获得与他们原先社会地位一致的经济补偿。地下教会和宗教信仰群体的需要是能够实现信仰自由、信仰自主，免于被骚扰、取缔和非法逮捕的恐惧。自由知识分子要求实现言论、结社、出版等政治权利。
需要是可以通过外部刺激来强化的，因而可以通过启蒙宣传刺激和强化公众的人权意识。各群体要维护的权利各不相同，维权的成本和路径也不一样。动力不一样，成功的概率也不一样。因此，需要总结各种维权成功的先例来强化公众自觉维权的动力。要启蒙公众，就要说明目标与公众需要之间的相关程度，相关程度越高，公众越容易被打动，越容易被说服。这些需求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来捍卫。因此可以说，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所有群体的需求，那就是维权！维权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个方向。
设定目标要切实可行。尽可能提高到公众认知或认同的相关程度。通过由低到高的逐步进行，通过启发公众的民主意识而逐渐培植和形成民主宪政的土壤环境。
要将公众的需要转化为与我们合作的动机。由反腐败、反侵权、反专制，到要求实现真正的法治和民主，从而改变根深蒂固的专政体制，走上实现民主宪政的彻底转型。
目前全国游离于政府体制控制之外的群体大概有地下教会群体7000万，复转军人群体500万，下岗职工群体3000万，失地农民群体8000万，这些群体如果能够与执政党内的健康势力形成互动，然后横向联合，必将成为崭新的政治博弈力量，这个力量一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自由民主的曙光就要初显了。
2007年10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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