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是一种无所不能的“解构术”，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亦可以化神奇为腐朽；它无远弗届，大小通吃，古今学理，尽入彀中。据说一经“解构”，经典理论的权威性即受到质疑，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后经典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后经典文丛”(《后资本主义》、《后帝国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当可归入“后现代理论”之列。五种“后经典”都是翻译的论文集(以英美学者的论述为主)，探讨的问题是这几种“主义”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变化与发展。
《后资本主义》“导论”谓：“后资本主义”概念的研究是20世纪后期在欧美学者中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和学术现象，“在人们关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同时，却没有留意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复存在”；传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然“终结”，而“步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结构性转型的“知识社会”，其经济特征是“联合经济”。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德鲁克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导阶级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面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曾经猛烈批判传统资本主义的西方左翼理论出现了“目标缺失”。
马克思之前已有种种乌托邦构想，洎马克思以其洞见和睿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构想了“新世界”的蓝图，乌托邦才真正在世界范围内附诸大规模的实践或曰社会革命。讵料马克思的正统学说和思想体系，在其身后即不断被“修正”；更有甚者，一众异数以“后学”为名，依附门下，打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后马”对“经典学说”的微言大义多有“解构”，在感情上既守护又疏离，故有论者慨然曰：后马克思主义是“残余的乡愁”。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与前述的《后马克思主义》一并阅读，可加深对“后马”理论的了解。毋庸置疑，当此“后冷战”时代，“后马”是一股极具争议性的政治思潮，影响涉及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美学、语言学诸多学科；此书中如新修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等等论题，“在左翼、右翼乃至中间阵营中均激起持续不断的争论”，深而言之，说是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政治的未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也不为过。
这几年，翻译的有关欧洲中世纪历史文化的著作，所见的有十多种，最近，又见两种中世纪研究著作：巴特莱特著的《中世纪神判》和勒高夫著的《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勒高夫是“年鉴学派”中涉及“心态史研究”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尤其对中世纪史有实质性的学术贡献。有论者指责“年鉴学派”只关注历史的细节，而忽视了政治。伯克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纵使年鉴学派学者群中的中世纪史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主题上，也没有摒弃政治史，如勒高夫撰写的传记《圣路易》，就是以生活在13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被罗马基督教会追封为圣徒)这位中古统治者为主线，进而研究中世纪的政治史。只不过勒高夫认为，就“政治不企望自主性”这一层面而言，政治不再是历史的“主干”。勒高夫关注的是，“在圣路易一生的某一时间中，与13世纪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宗教等时间方面的条件对应，演变的各个阶段及其一般风格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在圣路易所处的时代，经济的长足进步、农奴制度的终结、城市市民地位的确立、近代封建国家建设、经院哲学的胜利、托钵僧虔诚方式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接近尾声。这些重大事件的节奏以不同方式分割了圣路易的未成年、成年和老年时期，也分割了他1244年患病前后和1254年率领十字军东征前后的各个阶段……这些事件的节奏有时似乎加快了历史的发展，有时又似乎阻滞了历史的发展”。这样涉及广阔历史层面的研究，无疑已包含了政治史。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一书只有八万多字，贯穿全书的关键词是“高利贷”。勒高夫说，高利贷是中世纪诸多重大问题之一，“在西方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这七个世纪里，有哪一个现象比它更能展现经济与宗教、金钱与救赎之间的爆炸性混合呢？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围绕着高利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资本主义”。勒高夫从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伦理、人性、正义、道德、箴言、文学、神话、故事传说、行为习俗、罪与赎罪、富裕与贫穷、职业、神学、宗教、死亡(炼狱)、永生(天堂)诸多方面展开对高利贷的历史叙述，呈现一幅栩栩如生的“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