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古典音乐作品的诠释，我一直是好奇与困惑交杂。就拿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六首组曲来说，我手头就有不下十几个版本，到底巴赫如何理解他的这六套组曲，我们又如何评判后世的无数诠释，这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阅读何尝不是如此。就拿古希腊的那一干哲学家来说，无不是激发起后世无止境的诠释，这些不同的版本到底孰优孰劣，本身对于读者而言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本期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著名自由派学者玛莎·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尽管这位女性哲学家在国内拥有自己的铁杆拥趸，但是其名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稍嫌陌生。不过在美国思想界，她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年与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公开舌辩，并且以一篇《非民主的前景》来为斯特劳斯学派盖棺论定，引起自由派一阵喝彩。她同样也和社群主义大师级人物查尔斯·泰勒论辩爱国主义的问题，面对泰勒的“承认的政治”，纳斯鲍姆却认为在古希腊的斯多葛哲人那里存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资源，而这正和现代自由主义天下一家的普适公民认同相联系。本书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善不仅对于古希腊哲学家，还是现代哲学家，都是极其脆弱的，需要某种运气才能成就。尽管我对这位女性哲学家的工作充满了敬意，但是她在序言中将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相勾联的做法，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某些不安。
和纳斯鲍姆从斯多葛哲人那里寻找自由主义传统资源一样，哈里·雅法的《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韩锐译，赵雪纲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则要从古希腊罗马那里挖掘出美国的立国精神。这位“西岸斯特劳斯学派”的代表认为，林肯与道格拉斯当年关于南北政权的论辩其实就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翻版而已，前者认为政府必须有一种是非的伦理标准，而后者则认为人民主权(强者的利益)至高无上。不过有人批评雅法根本不理解其师(斯特劳斯)的真意是学色拉叙马霍斯而不是苏格拉底。如此看来，斯特劳斯和卡尔·施米特的亲缘性显而易见。最近恰好有《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魏朝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新鲜出炉，不管是否喜欢施米特，他始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的人民主权到底只是一次政治的决断，还是本身就包括了现代政治的某种确定的价值。
艾伦·布鲁姆的《巨人与侏儒》(张辉编，秦露、林国荣、严蓓雯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8月版)最近出了修订版。而说起老书重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可谓资格老矣，他的英文版问世之时，我尚未出世，如今时光荏苒，中文第二个版本都已出炉。贝尔的这本名著最早出版于1976年，国内早在1989年也已引进出版，至今一晃18年过去，当年阅读这本书的许多知识青年如今已经不知所终，但是这本书的主题却仍然困扰着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前不久据传他将访问中国，但是由于年事已高，最终没有成行，未能一睹这位当年哈佛大学著名“大炮”的风采，未免还是心留几许遗憾。
哲学著作大多写得晦涩艰深，尽管其内容不乏振聋发聩之处，但是始终让人难以亲近。不过哲学家中也有不少“文体大师”，比如卢梭、尼采等能够读起来赏心悦目、如沐春风。蒙田更算是个中翘楚，当年我疯狂迷上法国的帕斯卡时，常在其《思想录》中看到蒙田的名字，看得出来，帕斯卡以蒙田作为思想的对手。阅读蒙田，当然是愉快的经验，在此推荐这本《论罗马、死亡、爱》(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自然是情理当中，值得提及的是，马振骋曾翻译过风靡万千读者的《小王子》，不知道在他看来，蒙田是否就是他心目中的“思想小王子”？
以上种种，基本都是西洋思想，作为中国人，自然会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当下的处境与经验。我少有推荐这方面的书籍，大抵是因为本身来自内地偏远地区，对于许多所谓书籍描写的中国经验往往觉得如隔靴搔痒，不得其门。不过这本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年10月)却让人感觉到某种亲切。儿时常随父亲奔走于城乡之间，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也感受到基层政治运作的一些行为模式，如今读到一本与个人经验有某些契合之处的研究著作，不知为何，涌上心头的却是一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