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我读到了胡鞍钢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如此宏大的标题，显然试图总结历史，可是我看到胡鞍钢却想将纷繁的历史整合在一种醒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而他的同僚，“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所著《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则是用了煌煌巨著来演绎政府之力。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
据胡鞍钢介绍，王绍光和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二人开始合作，并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我们看到，1993年11月，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想，并不断演进，可能相关构想中就有他们的学术贡献在里面。
胡鞍钢为王的著作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高调称赞王绍光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从研究路径上来看，他是问题导向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他是实用主义的；从研究问题上来看，他是在研究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胡鞍钢认为王有扎实的西方理论背景，但没有囿于西方理论的条条框框；植根于深刻的中国现实问题，但没有困惑于中国现实的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中国研究学者，不应该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拿着西方的理论标尺来量中国的现实身材，而应当大力推崇“实践主义”，用中国的事实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并创新中国的理论，展现出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
胡鞍钢还批评了许多人把王绍光称为“新左派”的现象，认为这有些牵强附会，胡称王为“实事求是派”，王所讨论的理论不是十分抽象的不着边际的理论，而是紧密联系中国实践的理论；他不迷信所谓“理论教条”，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包括理论分析，也包括实证分析，因而他所提出的见解就具有解释力，也具有预测力。
又要回到起点来思考问题了，这就是著名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大政府、小市场，眼下的情势似乎倾向于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的教授们大概就是在按照这样的思路影响着高层。
但吴敬琏先生较早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家能力的提升而有所减弱，相反，设租和寻租活动、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等社会病害问题愈演愈烈。吴先生为此推出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痛陈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并呼吁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更多的人可能会被胡鞍钢和王绍光呼唤的“国家能力”所俘获，但我却更愿意沿着吴敬琏先生的思路往前走。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发展，究竟是国家能力提高所致，还是国家释放了一部分权力，导致民众终于有了经营市场的能力，再反过来推动了国家能力的提高？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吗？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原因吗？现实的情况是，30年来，国家能力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很多奇怪的现象却层出不穷。比如有人在财富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某些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市场经济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个“钟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之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我相信此时此刻有一些人更加看重自身的权力，而不指望那些豪迈的同情。国家能力和个人幸福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随着思考的深入，人们的眼光必然要越过国家，越过党派，停留在权力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阿马迪亚·森、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力，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