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阿凡提炮制的，“兔子汤的汤”，甚至是“兔子汤的汤的汤……”故事大致是这样的：阿凡提的朋友打了一只兔子，提到阿凡提家，煮兔子汤吃，味道鲜美异常。第二天，一个声称是阿凡提朋友的朋友闻风而来，阿凡提就往头天剩下的兔子汤里冲水再煮，煲“兔子汤的汤”款待。隔日，又有两食客到，阿凡提冲水再煮，制“兔子汤的汤的汤”，仍款待。
还有一说是阿凡提的邻居，提一只兔子给阿凡提，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三次，当阿凡提是长期饭票。这个故事的原意大概是想指阿凡提聪明，让白撞的人知难而退。我无意去考证某人或某兔的身世，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兔子汤算得上美味，但兔子汤的汤，肯定没有兔子汤鲜美，当然不排除有人天生爱喝兑水的肉汤，至于喝了之后会不会闹肚子，另当别论。
吴海云在《大陆翻译危局》(《凤凰周刊》，2007年10月25日出版)一文中写道，“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但地区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固步自封中。”内地的译者，报酬低廉、地位尴尬。出版、阅读诸因素的恶性循环，导致大陆翻译界的水准每况愈下。林少华、董强、钟志清算是大陆译界的佼佼者，但不能改变整个译界的不景气。读者的本土自豪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读了名著译作之后，大呼上当，显摆一张国字脸，放言说某某某也不过如此。味道不好，就怪那只兔子，并假装对那个兑水的人视而不见，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我们不妨诚实一点，摆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谁不知道我们喝兔子汤的汤已经很久了呢？只不过，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试问，水果疏菜等食物都洒上了农药、加入了反腐运动，你吃，还是不吃呢？
文化现状不大如意，老中青超男超女们扭转乾坤，水土不服的知识分子投奔文化古井，顺理成章。当新社会踏着历史的风火轮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忍不住开始怀旧了。怀旧的区别在于，有的人喜“兔子汤”，有的人好“兔子汤的汤”。
陈平原撰文《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读书》2007年第10期)，提及辞书与教科书的知识普及作用。陈平原之长在于，他讲究文章的用料取材，注重原汁原味，且能从中发现重要的问题，论述严密，并自成体系。该文提到，严复、黄人、蔡元培等人对辞书的编篡与刊行十分重视，辞书对改变时代风气大有帮助，这一思路，对今天的读书人仍然有相当的启发。当然，如果辞书被意识形态强力介入，也算不得纯正的“兔子汤”，众多的教科书想必也让不少人食之无味、弃而不能，蛊道之途，漫漫长。
杨扬的《起步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10月《读书》)，也值得一品。该文个人口味较重，但其谈论对象——民营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何以被我们的评说体系冷落了那么久？《凤凰周刊》(10月25日)登载《遥远的西南联大》一文，记录大陆学界寻找逝去传统的努力。商务印书馆、西南联大，为中国近代化刻下过重要的精神烙印。
那些珍贵的历史原点，却因为今人好喝“兔子汤的汤”的恶习而渐行渐远，今人即便偶尔想起，也只将其奉为精神幻象，以宽慰现实之哀怨。亦有更为不堪的，有人堂而皇之将古人的材料东拼西凑，左粘左贴，制造成果的速度、兑水注水的热情令人咋舌。
我有时候想，越往后，大家会不会都以为“兔子汤的汤的汤”才是“兔子汤”，于丹就是孔子庄子转世，易中天就是关公刘备显灵，打了蜡的米才是靓的米，注了水的肉才是好的肉，赚了银两的少林才是真的少林呢？扯远了，我的意思是，在打捞传统碎片、接受异域文化的时候，为了身心健康着想，还是少喝隔夜“兔子汤的汤”为妙。
不过，倒不必过于悲观。A君去信冯象先生，大致是对大陆学界及大学不太满意，并对上帝“性别暗示”、译经可否是“教会的专利”等问题存疑。冯象撰文《上帝什么性别》以供“A君惠览”，该文刊《书城》2007年第10期。冯象在文中以传统解释作答“上帝的性别”，并以版本源流、善本校戡为译本做注正名，最后以历史教训说明译经并非“教会的专利”，其所引所述皆有据可查，绝非意气反驳。1949年以后，中文译经的班子从上海等地退居香江，冯象先生对香港寄予厚望，希望东方之珠可以成为“中国学术的重镇之一”，“决不能因为内地一些大学和学界现时的腐败，就掉以轻心，失去这历史的机遇”。
就像某位睿智的先生对我说过的，再怎么糟的时代，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深以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凶险，但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余地，世俗的善与恶是合一的。最起码，你可以选择喝“兔子汤的汤”，同样也有机会喝“兔子汤”，谁也不具备绝对的能量搬走所有人的汤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