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通向死亡的分岔小径开始的。
那是20世纪初期的一些年月，夏季，庭院中花朵盛开，衬托着纤巧碧绿的枝叶，甜谧而宁静，却又生机昂然。你不能不被打动，就像面对遥远时代栩栩如生的少女们一样，可是你除了叹息，你现在什么都不能说出——就像加缪笔下那个寓言性的迷失者暴帝卡利古拉，“事物，就像现在这种状态，似乎满足不了我了。”在和情人、20世纪早期最优秀的女性批评家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尔克和莎乐美也谈论起这些。莎乐美回忆起那时，“他的眼睛注视着外面的夏天，语调沉重：‘你看，这就是一个童话，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半夜被推到了深井里……拯救的时钟敲击了三夜……徒劳……因为，我该从哪里获得勇气呢？！’”
是的，你能够从哪里获得勇气呢？
对于一个的年轻人，一个立志以诗歌为业的人，你现在还不是一个诗人，不能像你所崇慕的弗朗西斯·亚麦（又译为耶麦）——一个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诗人，住在下比利牛斯的奥尔特斯，据说他的诗歌犹如山区林间吹来的清风——只要“安静地坐着，凝视午后的一缕温暖的阳光，知道已逝岁月中的少女们的许多往事”，就能够写出明媚葱茏的诗歌。马尔特只能感叹，这是“多么幸福的命运啊”！你——马尔特，巴黎城市的异乡人，现在你只能学习如何从回忆开始，在凌晨听布谷鸟的叫声，白日追随诗人、梦想家、巴黎的浪荡子、一个在“应和”的诗歌森林里游荡的巴黎人波特莱尔，游历你还未曾经验也不曾拥有的城市与乡野。
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是大陆首次推出的单行全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插图版经典译丛”之一种。以前只知道、只读过冯至先生的节译，非常喜爱，由冯至而来的里尔克，给人的是关乎生死的教育，并且不把人引入远离生活本身而缺乏积极性的精神生活。里尔克曾经说到，“长久以来我们经常把艺术的召唤混淆成全身心投入艺术的召唤”。事实上，真实的问题是，你不是加缪笔下的暴帝卡利古拉，以“不可能者为王”，以疯狂权力把事物秩序改变，妄图使人免于一死。如果你不愿怯懦地把自己交付给“以爱作报答的上帝”，或者逃遁入凭借想像而建构起来的美妙的永生世界，那么你将要从哪里迈出你的第一个脚步呢？马尔特在游离巴黎城市的通衢大道之后，目光追随一个步履艰难的妇女，深入小径分岔的城市背面。
——“墙后面是什么地方？”
马尔特“看了看带在身上的市区地图”，他知道了“墙后面是产科医院”。这个妇女怀孕了，正面临新生命的到来。街巷中弥散着混合了“碘酒、炸土豆用的脂油以及恐惧的气息“。循着气味，再往前，是另一所医院。在这个人们诞育、求生之所，马尔特嗅到的是令人恐惧不安的死亡气息——“虽然，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活着，我倒宁愿认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死。”初到巴黎的马尔特，流连的不是小酒馆与密谋家的巴黎，也不是拱廊街与中产阶级的巴黎，而是转向通向死亡的分岔小径。他正面临着丧失感、游离感与孤独感的侵扰——既然你知道人总有一死，人总会切断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你只要“蠕动一下舌头，就觉得一切变得一团漆黑”。“人世是令人厌恶的”，年轻人卡利古拉的经验也是年轻人马尔特的经验，一个关于勇气争夺问题的思考构成了《马尔特手记》秘而不宣的主题所在。这不仅是莎乐美对于里尔克的判断，也非常切近里尔克本身的理解——里尔克后来在《杜伊诺哀歌》中更加坦率地承认，“在这个被解释的世界我们/并不感到很安全”。
现在，马尔特坐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欣喜地阅读弗朗西斯·亚麦。他安宁而喜悦，因为在三百个读者中，他独一无二地拥有一位诗人！马尔特认为这是命运给他的馈赠。因为，他是一个穷人、一个不折不扣的外乡人，一个游荡在巴黎的、出身于丹麦没落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即便他有洗的干净的衬衫领和手腕，努力呈现出绅士的雍容与大度，那又能怎样？他的缺乏修剪的胡须有着流浪汉的同样质地，同样的病态、衰老、灰白。这几乎成为他与流浪汉彼此相认的标记，也是马尔特不能接受的标记。他随时都在害怕那些打给知情者的暗号，“一个只有流浪汉才会懂的暗号”。他害怕他们会闯到他的家里来。
“因为，我很清楚，流浪汉都是社会上的废物，不仅仅是乞丐。是的，他们其实不是乞丐，流浪汉和乞丐之间的区别不容混淆。流浪汉是社会渣滓，是被命运之神涂出来的人类糟粕。他们被命运之神的唾沫所润湿，粘在某堵墙壁上，某根路灯柱上，某个广告箱上，或是慢慢地淌进某条狭窄的巷子，在身后遗留下一道又黑又脏的印迹。”如果我们还记得历史学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谈论的话，会对马尔特的恐惧与颤栗有更好的理解。精神性个体的诞生是个现代事件，虽然它使人得以从家国、社会等概念中挣脱出来，但是同时也带来严重流弊。那些受不了死气沉沉的传统生活的年轻人，在迁入大城市不久之后，就感受到漂浮城市生活的残酷性。一切既有的社会性联系都被切断了，精神上的孤独感以一种“不可欲的匿名性”状态为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赋予了身份认同，其内质指向“诗人”、“梦想家”、“浪荡子”、“异乡人”、“流浪汉”、“精神病人”、“时间的不感者患者”的共同精神状态：游离。
但是，里尔克笔下的年轻人说到，“在这儿，在图书馆，伙计，我是不会受到你们的干扰的。你得先有一张特殊的证件，才能获准进入这间阅览室。我有这样的证件，而你们没有。”个体与世界的联系之路重新敞开，虽然还只是掀开一道窄缝。随着“我”找到了一位诗人，情况完全不同了。“流浪汉”们全然不明白亚麦式的诗人意味着什么的。对于这个凭借经验与记忆写作的诗人，马尔特赞叹，“他对少女的事情了如指掌……就连一百年以前的事情，他也知道；尽管她们早已香消玉殒，也没什么，他无所不知——这才是最重要的。”新生与幻灭、变异与死亡、回忆与想象，一些复杂的经验在纪实与虚构中交织在一起，形成耶麦的诗歌世界。耶麦从没有远离过他的生活世界，然而凭借经验与想象，他又拥有远比别人深远悠久的世界，一个与传统、宗族、血缘、记忆相联系的世界。
作为“回忆”的经验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道路似乎正在展开，那条重建与世界联系的道路，也是那条回归“原初完整性”的道路。与里尔克几乎同时代的德语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胡塞尔说，“回忆”是在“现象中构造自身”，它建构起来的是一个具有普遍联系性的完整世界，其中却蕴涵着在过去现象中根本不存在、如今也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是，对于在巴黎城市中失去了一切依伺的年轻人马尔特来说，这岂不是最好的黏合剂与替代物？马尔特渴望成为亚麦似的诗人。他说，只要有一个房间，能够置身于先人们的珍藏与遗存、以及“我”的书籍和一个笔记本之中，“我”就可以开始叙述过去和现在的故事，重新建立和先人们的精神联系。
现在，“以爱作报答的上帝”与“以爱作报答的天使”不再被期待了，诗人里尔克和年轻人马尔特“吞下深处黑暗的/呜咽的叫声”。行动是重要的，“我一直在采取行动以对抗恐惧。我通宵达旦一直坐着写作”。虽然极其疲乏而艰难，但是里尔克和马尔特都在等待，“他还必须能够忘却，必须有巨大的耐心去等待，等待那些回忆再度光临。因为那些还只不过是回忆中的事物。只有当它们转化成了我们体内的血液，转化成了眼神和姿态，难以名状，而又跟我们自身融合为一、再也难分彼此——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只有在这种极其珍贵的时刻，一首诗的第一个句子才会从其中生发出来，成为真正的诗句。”这个蕴涵着普遍经验的好诗，或者用莎乐美的话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天使”，是“沿着作品的角度”而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的整体性认知。
然而，问题有其复杂性。在《马尔特手记》中，有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片断，是马尔特在回忆童年化装游戏时体验到的“隐匿”错觉。当童年时代的“我”发现了家族中的古老珍藏、一批祖先遗留下来的各种服装时，“我”兴奋极了。“我”时而抓起这件衣服，时而抓起那件，快速穿上一件可能合身的衣服。“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无限可能性，“我”醉心于不断更新服装，不断呈现不同形象，“我”的变形越多，越是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从不怀疑自己复员的本领，也根本不害怕诱惑的存在。但是，有一天，在再次发现的新服装里，一些宽大的斗篷、柔软、光滑、飘拂的外套和面纱，让“我第一次领悟到了真正的自由和无穷无尽、变化多样的可能性”——“我”可以化身为所有一切人！在这一次充满危险性与诱惑性的游戏中，“我”终于体会到了“隐身”或者说“隐匿”的恐惧，“我”无法从“化身”中脱身而出！“我”害怕极了，开始挣脱、哭泣、叫喊、求救，直到不省人事。
这是一次可怕的经验，“我”第一次对“我”的隐匿产生恐惧。“我”到底是什么，如果凭借想象与重构可以建立自我，那么在多重形象与多重经验之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自我与自我被剥离了，一种建基上想象之上的自我，一种籍由镜中像而被体验到的自我，马尔特被童年时代的经验深深震慑。回忆与想象构成一个游动悬崖——一副通向自知的地图是不可少，但是它和不可欲的隐匿世界一样是不可欲的。在经历漫长的行走与寻找之后，“他觉得唯有上帝具有爱他的能力。然而，上帝还不愿意爱他。”
——人还没有找到回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