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东解体，宣告了社会主义的总危机，说明社会主义的瓦解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从那以来，中国苦撑危局，延长了社会主义的寿命，而且还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令世界刮目相看，好象社会主义还可以挽救。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制造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虚拟景观。汪兆钧以无与伦比的胆识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长文：给胡温的公开信《对策和谐社会》，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中共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克服的危机，公开要求给“6.4”和法轮功平反，追究镇压法轮功决策者的刑事责任，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
他是体制内第一个公开发表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的人，所要承担的压力和风险，那是极大极大的。按照前例，他会失去“花瓶”的地位，最晚做到换届之时，还可能被逼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例如税务局查账，罚你偷税漏税，把你罚得破产、坐牢。
他本人准备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任何代价。他说：“如果把我送上法庭，阿弥陀佛！我对把我送上法庭的人充满感激！只要他们依法行事，执行公布于众的国家法律，说明他们有人性和理性，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在法庭上，我将自我辩护，就象半个多世纪前古巴的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是遗憾，卡氏建立的独裁政权比给他提供法庭的巴蒂斯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演讲题目是：《历史将证明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如此大义凛然而又充满自尊自信的宣示，不知共产党的官僚们读了作何感想！
汪兆钧还作了更坏的准备。他说：“我们中国的情况更可能的是：把我象对待林昭、张志新、刘少奇、彭德怀那样，临处死都不让你发出声音！这种执政者还配在这个地球上享有球籍吗？！”
回顾历史，国民党在监狱法庭对于要推翻它的共产党人，比共产党对于自己的异己者、批评者、权力的争斗者，要好得多，起码是尊重对方的人格，讲必要的法理情理。共产党毫无人性可言，毫无法理可讲，只有残酷性冷酷性动物性。例如，国民党对于瞿秋白，在枪毙之前，还让他饮酒写诗，留下心声。共产党可有这种仁慈人性的记录？
毛泽东对于曾经定为自己接班人的刘少奇的虐杀还有一丝一毫人性吗？所以，汪兆钧不得不作最坏的准备。
我说一个今天自己遇到的例子。我是山东大学附中的退休教师。我和济南市的老右派之间没有一个朋友。几天前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济南附近的一个老右，看到我们在网上发起的签名，要求中共中央彻底平反反右运动，补发工资，他受当地几位老右之托，前来询问。我说，此事已经过去一年两年，签名与否无所谓了。签了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共产党是不怕群众的，再增加几千人签名也没有用，而且我们几个发起人现在已经列入了黑名单，极尽打压之能事。我个人被抄家两次，电脑书籍护照都抄走了。所以我丝毫没有劝他和他的朋友签名。来客走后，今天通电话知道，他回去之后，向几位老右作了转达。几位老右的儿女，现在都是达官贵人，不愁吃穿用度。他们听说老爸签名的事，心想一旦签名，自己岂能不受株连，弄得不好会丢掉乌纱帽，因此极力阻止乃父签名。几位老右本来也对签名无所谓，这样当然也就听劝了，还是继续安享晚年，过那平静的生活罢了。
其实，我并没有对来人谈起我们的家人、儿女都被领导、公安谈话的事，可是他们的子女都意识到必然的后果。这就是中共58年一以贯之的阶级斗争惯性和做派。对付任何民主、自由、人权的公开呼吁，中共的镇压，或软的，或硬的，直到现在也是两手都硬，硬邦邦的硬。
正象我们上书中央要求补发工资，并非是自己陷于了困顿。现在我们大多数老右派已经度过了生活最为拮据的时日，现在还是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所以我们冒着打击不屈不挠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感悟奉献给社会，恪尽绵薄。
汪兆钧也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他有了名，也有了利。大多数人这时想到的是保名保利，可是汪兆钧一心所系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其实也包含了共产党广大党员和胡锦涛、温家宝他们的最大最长远的利益，因此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地公开发表上书。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尊敬啊！
中国人被打压得太久了，把人民都打压成了犬儒。今天如果要讲复兴，那么最要复兴的是民族的精神。一个对于专制强暴不敢发声、更不敢大吼的民族，一个对执政党只能俯首低眉、弯腰磕头的民族，怎么复兴呢？
因此，在举国一片昏昏然地给十七大唱赞美歌的时刻，汪兆钧大吼一声，将要惊醒惊觉许多沉迷的庸众，更是给胡温送上了一篇警世治国的箴言。
政协委员一向被认为是“花瓶”，给共产党装点门面而已。现在，诚如四川老右严家伟所说：“汪兆钧，洗刷了‘政协’几十年的耻辱。”
（2007-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