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30岁上下的读者，几乎没有亲眼目击过传说中的“黄皮书”。但“黄皮书”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存在着，它们不再是统一的封面，不再“供内部参考”，也不再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包办，时光不再，魅力却不减当年。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曾经由作家出版社于1962、1963、1964年陆续推出，我最初看到的是花城出版社1991年的版本，是节译本，只有一册。开篇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就忍不住起身打开窗户。后来专门找到这首诗，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句子。被爱伦堡记录的作家，大都度过不幸的一生，可又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在爱伦堡的文字中复活。爱伦堡写到沃洛申，“也许曾经有过一些真正激动过他的事件和人物，但他却不愿谈起；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自己的朋友，其实他没有一个朋友”；写到1911年，“那时，阿赫马托娃还不是阿赫马托娃，而莫迪利亚尼也还不是莫迪利亚尼”……我必须停止引用，否则要把整本书抄下来，一本还不够，后来我又把三卷本的《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请回了家。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家出版社，1965年)，我看到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版本。译者施咸荣先生还曾翻译“黄皮书”中的《等待戈多》(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翻译这么一本“脱离人民”的剧本，真是荒诞得很。他的儿子施亮曾在《炎黄春秋》撰文提到父亲在1990年前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当时家人都不同意，他在这个职位上也一直做得很不开心，回家后长吁短叹，有时靠在沙发上怔怔地望着天花板。等到施咸荣病重期间，儿子忍不住问父亲何必当副所长，这位副所长沉默许久，才神情肃然地说他一个人作学术研究，无非是写出几本书，如果能够保护一批年轻人，将来能够出多少学术成果？我对子女回忆父母的文章向来抱怀疑态度，但是看到这处文字却忘记了怀疑，完全被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变局中的韧性征服，这也是一位“守望者”。
记忆并不总是完美的，有时记忆只是记忆。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作家出版社，1963年)，被称为苏联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了中国的朦胧诗人。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公开发行此书，但已无法引发当年的效应。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不属于“黄皮书”系列，却像“黄皮书”一样被追忆，与其说当年的读者在追忆那些散文，不如说他们在追忆自己的青春。我求贤若渴地找到这本书之后，收获的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