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57年出版“内部书”《不是单靠面包》为黄皮书的开始(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福生所撰《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一文)，今年恰好过去半个世纪。关于中国出版史上这一有趣现象，怀念并不一定在2007。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你别无选择》的小说家徐星，以及诗人食指、北岛和多多，都曾经多次提及皮书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起到的巨大影响。这些书和沈展云先生《灰皮书，黄皮书》中所介绍的政治类书籍不同，是文学类皮书，除了彼时流行的苏联当代文学之外，也有如法国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可以肯定，这些以批判为主要目的，以“内部发行”为购买方式，以一定级别为传播范围的皮书，滋养了包括食指在内的70年代的年轻人，彼时地下文学的星空由此开始建造。
可以想像，在一个充满禁忌、精神产品匮乏的年代里皮书拥有者(拥有只是泛指，事实上皮书是被传阅的)的快乐，尤其不能忽视，今天已属经典的文学著作在这些年轻心灵里所起到的化学作用：青年人格的建立和个人世界的完成。只是这种“禁忌的快乐”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往往只见快乐，不见禁忌。皮书出版的初衷，是为了了解西方包括“苏修”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动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灰皮书，黄皮书》中对政治类皮书的介绍可见其一斑，针对的受众也不是食指北岛们。整个备受影响的群体，无论是有名的如以上诸位，还是藉藉无名如《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回忆者，他们获得皮书的方式几乎都依靠“一定级别的孩子们”，有的本身就是高干子弟，因此皮书的影响才得以流布开来。从“反面教材”成为“精神食粮”看得出，普罗米修斯也有历史的偶然性。所以严格地讲，皮书固然对中国的文化思想有其意义，然而这种结果未必是其初衷。应该有这样一个“附注”，正如某观众可以因《阳光灿烂的日子》或《太阳照样升起》深受感动，但作为观众的感动与作为当事人的激动是应区别的两回事。
其实何止皮书，在饱含激情的80年代，意气风发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后来功成名就的一代)都得益于这种近水楼台了解世界的机会。对于“比尔·盖茨时代的孩子们”来说，很难理解资讯何以等于了眼界，网络时代的信息唾手可得，毫无价值，连上十个网站也未必能找出一条触及心灵的资讯；更难理解资讯何以有等级之分，网络时代只有付费与不付费，会员与非会员之分，当然，更多是免费的。当年被视为禁忌的西方政治思想类书籍今天的读者已经司空见惯，如果说皮书“不合时宜的思想”早已过时，那么当年以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颓废思想而译介的书(如《局外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则显示出了文学价值的永恒性，这些书在80年代都以正规出版社的名义，一版再版直到今天，读者在书店里不分柜台就能买到。没有了禁忌，很难说还能保持诞生时影响力，对我来说，皮书的影响来自于一本后来只出过一次的书《滨河街公寓》，也就是在这本描写苏联1970年代世相与心灵的书里，我能体会到1970年代读者们所受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