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胭脂》，是杨子1990至2003年作品的结集。1990年，他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个叫塔哈奇的乡村挂职，任副乡长，到2003年，他已经在广州生活了十年，身心俱疲。《胭脂》收入的，大多是杨子来到广州以后的诗作。
“摩天大楼”、“银行”、“夜总会”、“挖掘机”、“探照灯”、“挤满了人的广场”……这一系列铺陈开来的意象，完全将现代化那种摧枯拉朽的气焰逼进读者的眼里。这气焰从根本上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我们已经无法以从容不迫的态度来面对将一切卷入其中的现代化的激流——一种被刺痛的感情启动了。这种痛感注定是一个文学事件，它恰好像是漫游中随身携带的匕首和诗篇。杨子的诗就是要表明他与现代性这头巨兽正面搏击的勇气，对那些轰轰烈烈的现代性进化行为做最无情的鞭笞和嘲弄。
我把“感受就是反叛”看做杨子诗歌写作意义生成的关节。与那种对批判题材偶而为之的诗人不同，杨子对这种现代性恶果持续性的感受和写作，已经构成了他的诗歌事业和生涯。我甚至想说，他的傲慢与偏见，固执与坚持，就是这类诗歌得以延续繁殖的重要基因。
在《被死亡染红了颧骨的春天》一诗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
像是听到了一声呼哨，死寂的大街爆发出可怕的欢呼，
无尽的车辆犹如溃败的大军，刺耳的喇叭响遍全城，
人群像地下冒出的幽灵，凶狠，冷酷，彼此不屑一顾。
他们来赶这伟大的死亡的集市，
仿佛廉价的临时演员，匆匆化了妆，
他们来向生活的欢乐和悲伤投去崇拜的一瞥。
推土机正把大街隆起的肚子铲平。
在公园里，在山坡上，在荒凉的田野，
死去的树正开出粉红和雪白的花朵。
现代工业和商品经济带来表面的繁荣，也以惊人的加速度催逼着普遍的生命力和价值的枯死。麻木、瘫痪和沸腾的死亡，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表征之一，而杨子就是希望通过诗歌去激荡这种死亡表象，用他独异的声音去抵挡死亡蔓延。
杨子的写作是对一种正在发生的全球性事件的回应，是在商品拜物与科技导向的“全球化现代文学想象”语境下的表达。
某种程度上，杨子的写作得益于他的阅读、翻译和游历。大学毕业后去了乌鲁木齐。1993年离开新疆来到广州，从此开始了他的媒体人生涯，先在《新周刊》，后在《南方周末》，现在是《南方人物周刊》。他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城市(乌鲁木齐和广州)正好呼应了他诗歌中的两副声音，前者怀乡，后者绝望。
杨子的声音里有时会有民歌的调子，它部分来自西北，部分来自大洋彼岸的鲍勃·迪伦的歌声。不像暴烈的摇滚做派，也不同于“垮掉的一代”的嚎叫，它更多的是缓慢氤氲的乡土温情在悲悯隐咽中的愁痛，乃至动情的痉挛。比如这首《闪电的宣判》，就明显地回响着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的韵味，“Howmanyroadsmustamanwalkdown ／beforeyoucallhimaman ？／Howmanyseasmustawhitedovesail／beforeshesleepsinthesand ？”对应的正是如下的诗行：
闪电在岩石上刻下了文字。
亚洲人的小眼睛
动情地望着吉祥的满月。
食肉和食草的分别是什么？
一个孤单的旅人到底能走多远，
如果一根绳子把房子和老婆拴在他腰上？
一个吃着蜂蜜的人到底有多幸福？
野猪会再次光临我们的城市吗？
没有钱怎么讨女人开心？
没有良知如何上升到比飞鸟更高的地方？
而自由是一把什么样的尺子？
梦是一种什么形状的鸟笼？
我是我自己的犹大吗？
一个人为什么因快乐而哭泣？
一个人为什么因无知而抵达天堂？
世界的尽头是不是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我们真的无罪吗？
我们真的不死？
闪电到底说了什么？
——《闪电的宣判》
随着九年西北生活的结束，随着另一个沙漠世界(《另一个还是沙漠》)向他的推进，他的广东之声出现了。请看他的《最后的农夫》，是如何唱出这个时代的土地和农事的挽歌：
在我们看不见的山坡上，
最后的农夫还在耕种。
不，他种的不是玫瑰，
是他的粗茶淡饭。
……
在我们看不见的空旷的田地里，
最后的农夫在插秧，
不再是一个村子的人，
像过节一样，
而是孤单的一个，两个，三个。
他只有一顶草帽
来抵挡毒热的太阳，
他只剩下这块土地，
只剩下一双手，
一双比什么都古老的手，
只剩下一点点春种秋收的希望，
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力气。
……
——《最后的农夫》
杨子在南下以后看到了现代性在中国，在广州持续性的发作已经对今天的一切产生了致死的钳制，整个广州变成一座“到天亮都不会躺下的”(引自未收入《胭脂》的一首诗)“蠢城”。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的悲恸开始生发出反抗的质感，迅猛、决绝、愤恨成为他广州阶段诗歌的主导情绪。
抒情风格的表述危机，是杨子诗歌的处境，也应该是当代诗歌的处境。但是，嚎叫和斥责不能作为一种持久发力的武器来使用，杨子诗歌的危险性处境本身已经说明问题，在咆哮和怒斥之后，诗歌的出路是什么？难道是另一次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