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蜕变了。作一粗糙类比，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比美国60年代，崔健可比滚石一代，性解放者可比花花公子一代。如今，崔健们、性解放者们修成正果，成了CEO、中产、成功人士。有一本杂志记录了这种蜕变。就是以趋势观察家自居的《新周刊》。只是在整个时代蜕变中，这本杂志也蜕变了。
这本《新周刊十年精选》告诉我们，《新周刊》在卖什么。它从贩卖社会情绪到贩卖生活方式，从代表一个时代的荷尔蒙到代表一个时代的口水。
今天，没有人再避讳自己卖什么了。生存是第一位的。时政杂志，卖观点与立场；时尚杂志，卖身份符号和生活方式；于是《新周刊》就声称卖社会趋势喽。什么新锐、话题、谈资、概念、趋势、情绪，都是这间杂志超市里的货。
它时不时也将细腻的触须探向时代，“你有外遇吗”，“不想工作”，“睡不着”，“浅阅读”。给人一种包打听的姿态，没有它不关心、不知道的。一有新趋势出来，它就过来给个概念，盘点一番卖给你。
《新周刊》的确创造了某种杂志语言，有些冠以“新周刊的语式与句式”，比如“十大”，“因为……所以”，“见过……的，没见过这么……的”。就像其他媒体喜欢用“痛并什么着”，“当什么遇见什么”，“总有一种什么让你什么”，“什么向左，什么向右”，等等。
这本杂志特喜欢宏大叙事，中国什么，时代什么的，中国是它的默认值，时代是它的后缀。比如这本书的副题“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
但你必须弄清一个问题，你到底代表谁。代表愤青(砸烂电视)？代表民族主义(阻击霸权)？从“忽然中产”它又开始代表有钱人了。当初的嬉皮士变种为雅皮士，雅皮士变种为首富。青年文化形成的关键是所谓社会认同感，即我们是一群人，我们很重要，我们要表达，我们要改变世界。比如，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愤青们，比如切·格瓦拉的追随者们。现在谁跟谁都不认同，难以再形成文化，所谓青年领袖，多么不合时宜。
蜕变发生在每一本杂志身上，只要你向市场暧昧示好。用青年理想换中年成功，谁都干。“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你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工具了／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崔健《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