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见到广东教育出版社再版的张求会先生著《陈寅恪的家族史》，感觉这本书不独对于揭示一代学术伟人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即使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和伦理方式，都具有启示意义。陈先生1958年作《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诗云：“此日欣能献一樽，百年世局不须论。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玉谿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所谓“元祐党家”，指宋哲宗元祐年间因政见歧异，大规模贬谪、迫害以苏轼为代表的一大批朝臣、儒士之事。原诗句下自注：“指新会某世交也。”但先生另著《寒柳堂记梦稿》自述家世，其“弁言”却说：“昔年康更生先生(有为)百岁纪念，因感吾家与戊戌政变事，曾赋一律云(即前引诗，略)。”又说：“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可见第一，所谓“元祐党家”，更多地是在隐指自家；第二，陈先生晚年常以“元祐党家”之子自视。
实事求是地说，《家族史》的大部分材料并非新见；但把某一重要人物的家族史当做独立的论题而作书，却是不多见的。众所周知，通过文化、宗教、民族(种族)甚至家族的研究来揭示历史的深层意义，是陈先生历来所重视的治史方法。现因篇幅，暂且略去陈先生曾祖伟琳公及以上祖辈不谈，仅从陈先生的祖父右铭先生和父亲散原先生一生的点滴事迹，就可以清楚看到陈氏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两位老人对寅恪先生思想的深刻影响。
陈先生的弟子、著名东方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陈先生一家三代都是爱国的。人人都应爱国，这没有问题，但是“国”究竟应当怎么个“爱”法却大有不同。陈先生的父、祖最为人熟知之事无过于戊戌变法。陈家人的变法强国思想至少可以远溯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当时，右铭先生望见圆明园内火光冲天，曾拍案恸哭，并极力电促河南朋友带兵勤王，以军事优势，伏兵灭洋。后来右铭先生挈散原先生巡抚湖南，一方面积极兴办实业；又创设时务学堂、强学分会等机构，以开民智，坚定不移地实施新法。另一方面又主张循序渐进，反对激进革命。第四章内“南海、南皮之间”、“义宁公子与浏阳二杰”等节，陈氏父子之所以聘弟子梁启超而不聘老师康有为，之所以和谭嗣同先亲后疏；当地守旧士绅如王先谦等人之所以对抗新法，都是明证。右铭先生在南学会演讲词《论为学必先立志》中说：中国“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虽然，当耻我不如人，不当嫉人胜我。今湘人见游历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戕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内……”直到今天，这话对国人也不能说没有意义。而到了变法的危急时刻，陈家毅然救助钦犯——变法人士文廷式脱险，又足以见陈氏父子的政治良心和侠肝义胆。第四章对此都作了详细的探讨。
第五章提到如今对散原先生到底算不算维新派的争论，说就其生前而论，“死后追封一个‘维新派’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太过分”。其实，争论名分大可不必，看看当时湖南变法的实效和本章“父子同心”一节，就完全清楚了——“如果说陈宝箴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首创者和领导者，那么陈三立堪称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而陈寅恪则是它的“总结者和反思者”。我想，后来寅恪先生反复说自己“平生为不今不古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话里边隐含的深刻思考和价值取向，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的又一可贵之处是，作者非常景仰陈氏一家，却不避讳传主之过，而且是陈家在其最重要的时期——湖南新政时期之过，例如第四章内“谔尔福与周汉”、“俞明震与喻兆蕃”等节探讨陈氏父子用人之失。虽结论尚可探讨，但作者一切从历史文献出发，可称良史之笔。
听社内人说，作者张求会先生成长于江西永修(修水邻县)，有感于陈先生的卓越贡献，更推及陈先生父、祖数代的坎坷遭际，爬梳文献，实地考察，亲身采访，终于完成了这本不会引起轰动效应却意味深远悠长的书。十多年前，我拜读了陆键东先生的大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真是悲歌慷慨，令人击节落泪不已；现在读张先生此书，则倍感回味绵长，觉得它犹如给陈先生这位元祐党家之子的一生下了一个家族血缘的注脚。同时，更不能不深深地慨叹，像陈先生这样的文化世家正在和中华民族渐行渐远，今后怕永远不会再有了吧。
《陈寅恪的家族史》，张求会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21.00元。
延伸阅读
《陈寅恪家世》，叶绍荣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1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