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共和国的艺术家们
1941年，特莱津成为运转犹太人前往奥斯维辛的中转站
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1.5万名儿童，仅仅存活下100多人
特莱津的孩子们写诗、画画，还创办了地下杂志《先锋》
卡夫卡的预言
1924年3月中旬，卡夫卡回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完成了最后一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一直用德语写作。这个时刻，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奥地利人，正在写作《我的奋斗》，同样使用德语。三个月后，卡夫卡去世。九年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是卡夫卡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也是有着最多阐释可能性的小说。小说中的“我们”——耗子民族，可以被解读为人类，或者犹太民族；小说中技艺平庸的歌手约瑟芬，可以被解读为卡夫卡的自喻，也可以被解读为艺术，为一个衰老、苦难的民族提供安慰，因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崇。
“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忧虑、希望和恐惧出现，假如谁不能得到同伴的朝夕相助，他便不可能独自承受这一切。但是，即使得到了帮助也常常相当艰难：有时成千个肩膀共同承担着一个本应由一个肩膀去承担的重负，甚至还颤颤巍巍的。这时，约瑟菲妮就认为她的机会到了。她早早就站在那里，这个纤弱的家伙，胸脯下面的地方吓人地抖动着，仿佛要将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歌声中，仿佛把不能直接有助于唱歌的一切，每一点力量，每一份生机都使出来，仿佛她已一无所有，全部献出，只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付出整个身心痴迷唱歌时，仿佛一股冷风就能将她吹上西天……我们即刻便淹没在大众的热情之中，大家身子挨着身子，热乎乎地挤在一起，屏息倾听。”
小说的结尾，女歌手约瑟芬失踪了，耗子民族继续前进，“生存在骚动不安、充满敌意的世界。”
在犹太民族的早期历史上，先知、预言家成为民族的领袖和民族命运的舵手。在漫长的千年大流散时期，犹太民族依靠着拉比的智慧维系着民族的生理血脉和文化血脉，以抵抗异族的仇视、诬蔑、驱逐、屠杀。拉比，既是犹太聚居区的领袖，又是犹太教的教长，同时，拉比和他所领导的学院，还是犹太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中心。历史进入19世纪，欧洲很多国家陆续废除了部分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法令，以鼓励犹太人“同化”，放弃自己的语言和信仰；在这同时，犹太人内部，尤其是西欧犹太人，也掀起了“同化”的浪潮。十九、二十世纪诸多伟大人物，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卡夫卡，都是被同化的犹太人。这其中，不乏态度坚决，带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倾向的人，比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精彩而且果断地从心理学上阐释了这种“弑父情结”。
卡夫卡对“父亲”的态度是混杂的，迷恋而且仇恨。和其他人与犹太文化的决绝不同，他在晚年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研读犹太历史和犹太教，并且，通过自己的文字，充当了犹太民族的预言家角色：“我没有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抓住犹太人祈祷披肩的边缘，而是任它从我们身边飞走——我要么是一个终结，要么是一个开始。”如果说《城堡》和《审判》是对20世纪犹太命运的精准描述，《在流放地》里的完美刑具预言了集中营的“浴室”，那么《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则预言了犹太民族赖以存活和复兴的工具——艺术：“尽管我们不懂音乐，却有着歌唱的传统。”
特莱津的孩子
捷克语的特莱津，德语的特莱希恩斯塔特，距离布拉格60公里，一个宁静的小镇，曾经是一座城堡，始建于1780年，有着很多国王的士兵居住的营房。由于它的城堡结构——整体封闭、容易封锁，1941年10月10日，特莱津被纳粹相中，改建成集中营，作为犹太人的中转站，把大批西欧和中欧犹太人转运到东方的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最终解决”。不算转运到东方集中营的犹太人，三年时间里，共有33430人死于这个宁静的小镇。
1920年11月，尚且是捷克共和国首都的布拉格爆发了反犹太人运动，目睹民众歇斯底里暴行的卡夫卡在日记里写到：“离开这备受歧视的地方难道不是合乎自然的吗？那种非呆在这里不可的英雄主义像是浴室里消灭不掉的蟑螂。”后来的研究者围绕着“浴室”、“消灭”和“蟑螂”展开了激烈的论辩，焦点是卡夫卡是否预见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奥斯维辛。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尽管卡夫卡晚年一次次说到要离开布拉格去巴勒斯坦，但他依旧埋葬在了布拉格，他在给女友米伦娜的信中说：“我的归宿是最寂静的寂静，这才与我相宜。”写作这封信的时候，窗外是暴民的吼声。
卡夫卡死后，最动人、最深刻的悼词出自米伦娜之手：“它们(指卡夫卡的作品)以毫无偏见的形式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数代人的战争。它们是赤裸裸的真实……”1944年，米伦娜死于奥斯维辛。在这之前，卡夫卡最喜爱的妹妹奥特拉主动向纳粹当局表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的丈夫是亚利安人)，被关押进特莱津。笔者手头缺乏资料，无法确知奥特拉居住在特莱津的哪个监房，也没有奥特拉在特莱津乃至奥斯维辛时期的生活细节描述。
1943年10月5日，奥特拉自愿陪同1260名儿童，从特莱津出发，终点是奥斯维辛。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1.5万名儿童，仅仅存活下100多人。
生活在特莱津的孩子，来自欧洲许多国家，远离家乡和父母，被驱逐，被枪杀，被虐待，缺衣少食，身体和心灵屡遭创伤。千年流散的命运，教会了犹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刻，首先保护孩子。孩子不仅是民族和命运延续的可能，而且，“孩子们可以拯救他们的父母。”(引自卡夫卡给妹妹艾丽的信。艾丽一家也死于奥斯维辛)特莱津集中营的犹太人委员会，竭尽所能地为他们提供“优惠政策”，比如，在屋里组织孩子活动(纳粹不准儿童走出营房)，安排年轻犹太人和他们同住(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带领孩子做游戏、唱歌，力图保护12岁以下的孩子不被遣送到东方。这其中，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是特莱津集中营的特殊之处：“他们要把知识、艺术和良知，教给孩子，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支撑。”(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
特莱津的歌唱
“在我们民族的古代就有了歌唱，传说里是这么讲的，甚至还有歌曲被保留了下来，当然这些歌曲现在没谁再能唱了。所以，何为歌唱，我们还是能够想象的。”(卡夫卡：《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犹太人的艺术家向纳粹争取到了带领孩子唱歌的机会，被囚禁在特莱津的音乐家，不仅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为他们创作歌曲，甚至排练了儿童歌剧，其中最著名的歌剧叫《布伦迪巴》。
音乐家汉斯·克萨克，出生在布拉格的德国籍犹太人，特莱津集中营的编号是21855。《布伦迪巴》是他为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孤儿院所写的儿童歌剧，讲述的是一个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1942年，在特莱津集中营，他重新为《布伦迪巴》配器，梦想能让集中营的孩子们演出。1944年，为了应付国际红十字会对集中营的检查，纳粹必须制造一些宽松的假象，利用这个机会，经过艺术家们的争取和努力，《布伦迪巴》在特莱津集中营上演，一共演出了55场。在演出期间，遣送仍然在继续，一些孩子演到一半便踏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死亡列车，新的孩子继续演出。(1997年，环球公司出品唱片《TEREZIN／THERESIENSTADT 》，收录了特莱津集中营的音乐家伊尔莎·韦伯、阿道夫·施特劳斯、汉斯·克拉萨、维克多·乌尔曼等在集中营创作的音乐。)
在特莱津集中营，有一间孩子的宿舍编号为L417。宿舍管理员是凡特·艾辛格教授，他带着教师们潜入孩子的宿舍，为他们上数学、地理、历史和希伯来语课。在他的启发下，这个宿舍的孩子成立了一个乌托邦：“孩子共和国”，并且选出自己的政府，创作“孩子共和国的故事”，甚至，在L417的一号房间，他们还编辑了一本每周出版的地下杂志，《先锋》，自己设计封面，自己画插图，刊登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文章和人物专栏。纸张是集中营的违禁品，《先锋》是一本利用能够得到的纸张小心抄写、黏贴出的“周刊”。在《先锋》的一篇新闻报道中，一个小记者报道了盲人艺术家布瑟尔德·奥德纳送给孩子们的礼物——用捡来的废铁丝制作的动物和人物造型：“真是了不起，一个在二十五年前失去视力的人，能够顽强地记忆，记住动物和人的形状，还能如此精确和写实地用铁丝把他们塑造出来。”
1944年6月11日，艾辛格教授和他的未婚妻在特莱津集中营结婚，孩子们利用每天外出干活的机会偷运进一些花朵，又省下口粮做了一个“蛋糕”。婚后不久，艾辛格夫妻被遣送到东方的死亡营。1945年1月15日，在前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被枪杀。从1942年12月8日到1944年7月30日，《先锋》共出版了将近800页。《先锋》的作者和读者，陆续被送往奥斯维辛。“孩子共和国”的犹太孩子陶希格，因为可以帮助铁匠父亲打马掌，成为唯一留在特莱津没有被遣送的孩子，一期期《先锋》就藏在铁匠铺小屋的煤堆下面。战争结束，陶希格赶着两匹马，回到布拉格，带回了《先锋》杂志。
1942年4月27日，女画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来到特莱津，住进了女孩子的宿舍L410，开始教孩子们画画，为孩子们开办画展，引导他们的心灵飞出集中营，“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引自林达，同上书)。同时，集中营的其他艺术家，也在进行创作的同时，给孩子们以艺术教育。另一位艺术家哈斯，在孩子们的居住地，贴满了各种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注意事项”，艺术家弗利塔则为自己呀呀学语的孩子画了一大本儿童课本。甚至，集中营还出现了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商人斯特劳斯，虽然身为囚徒，依旧痴迷艺术收藏，用偷送进来的食物和现金向集中营的画家们交换作品。
同样教孩子画画的医生、艺术家弗莱旭曼博士曾经写到：“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人会幸存下来。”这些集中营的艺术家，精心收藏自己和孩子们的画作。弗利塔弄了个铁皮箱，装满画埋进土里。1944年9月，在被遣送之前，弗利德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维利·克罗格一起，小心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藏进了阁楼的一个地方。1944年10月9日，弗利德被送进奥斯维辛的毒气室。1945年8月，战争结束，维利·克罗格提着巨大的手提箱回到布拉格，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画。
特莱津的房子
一切都倾斜了，像一个蹒跚、佝偻的老妇人。
每个人目光闪闪，都盯着唯一的期待
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
这里没有很多士兵，
只有被击落的鸟儿在报告战争消息。
你会相信自己听到的任何一点传闻。
屋子更挤了，
气味的身子挨着身子，
有着亮光的阁楼在尖叫着，经久不息。
这是特莱津的孩子写的一首诗，作者没有留下名字。
米伦娜在悼文中如此评价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它们是赤裸裸的真实，即便采用了象征手法，读去也仿佛是自然主义的。”卡夫卡的小说和散文作品，最大的特色便是精确，细节的精确。尽管他被20世纪的评论家们戴上了各种标签，诸如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等，但他的文学依旧是现实主义的，是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伟大的终结。特莱津的孩子们的画作和诗歌，同样也是现实主义的，是赤裸裸的真实，即便由于技法和材料的限制。
孩子们的画作和诗歌，按照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主题是他们所生活的特莱津，一类是花和静物，一类是犹太家庭生活回忆。无论主题如何分，所有的作品，都是孩子受禁锢、压制的心灵，所看到、听到的声音——通过稚嫩的握着画笔的手和沉重地寻找适当的词语的嘴巴，这种嘈杂、灰暗、尖厉、沉闷的声音，钢铁划过玻璃，车轮碾过冰冻的草茎，汇合成一缕游丝，得到纯净，呈现在空旷的大地与低垂的天幕之间。
有一幅名叫《特莱津的房子》的水彩画，画家是哈娜·科赫诺娃，出生于1931年7月7日，1944年5月18日被转送到奥斯维辛，在那里被纳粹杀死。因为特莱津集中营缺少水彩纸，这张画用水彩颜料画在一张光滑的纸上，经过小画家的精心绘制，依旧营造出了氤氲的水墨之气：墨绿的泥土表层和浅黄绿的泥土深层，组合成沉稳而且富有生气的大地——大地的绿色，被黑色压制到了深处——大地之上，一栋红色三角屋顶、赭色墙壁的小房子，大地之上唯一的亮色，唯一的事物，它的底部扎进墨绿的泥土，企图亲近大地深处的绿意。房子冒着淡淡的炊烟，却被大面积的黑色云层压制住，被迫改变方向。黑色云层起于大地的边缘，腾挪而上，占据了画面的主题空间。在它之上，有着残缺的、陈旧的浅蓝色天幕，在完强抵抗，似乎证明着黑色并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
这幅画名为“特莱津的房子”，画家却完全抛弃了对特莱津的任何一丝写实印象，将飘扬炊烟、依旧生活的房子孤零零地置于大地之上。这不是视觉的写实，而是现实的写实。现实的特莱津和他们的孩子，就是如此孤零零地生活在大地之上，炮弹没有呼啸，枪声没有响起在这里，你也没有看到鲜血流淌。没有这些，只有默默的饥饿——米夫：《特莱津》，1944在这里用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创作，为大地增添一点色彩。另一幅令人震撼的画名叫《火》，作者库尔特·科拉利克，出生于1932年，死于1944年。画面是村庄特写，也许是他记忆中的村庄，用色鲜艳、丰富、大胆，明亮的黄色果断地用在画面右下部，略暗的黄色用在了画面色中下部，都用来涂抹房屋墙面——配以深红色的三角屋顶，抢夺了整幅画的多种层次绿色，树木、草地。在小画家的笔下，自然景观的丰富和多层次、盎然生机，不是画的主题，在黑色云层簇拥下由远及近慢慢紧逼的红色的火，也不是他想表达的主题，真正的主题是局促、挤压在画面右部的拥挤的屋子，如同《特莱津的房子》画面中的那缕浅淡、顽强的炊烟，如同这首名叫《我的乡村》的诗：
它在蓝色天空中，在星星里
只要是有鸟儿生活的地方。
今天我在我的灵魂里看到它，
我的心立刻沉沉地盛满了眼泪
写出上述诗句的是诗人哈努什·哈申布尔克，可以名列20世纪最优秀的诗人行列。1943年12月18日，他和妈妈从特莱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战后，他的幸存的小伙伴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线索。他为小女孩玛尔吉特·盖尔斯特曼诺娃的画所写的诗歌《画》，声音洪亮、果敢，足以与雨果、惠特曼的声音媲美，这首诗实际上是献给所有在特莱津画画和写作的犹太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阿多诺的名言，如今成了滥俗的句子，一些人念叨着这个句子，给它任意涂抹上各种哲理。在特莱津集中营，孩子们不仅使写诗和画画成为可能，而且使其成为人与野兽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界线：
这并不是辉煌的事情
你们正在画画。
这里唯有小小的云朵、梦想，
还有被死亡诅咒的围墙。
尽管如此，诗人在诗中依旧发出箴言般的“指示”：“你们这些上帝的造物，要有同情心”，“要活着，在黑暗中，仍然创造！”
本版撰文：王文佳
摘录
特莱津孩子们的诗
巴维尔·弗里德曼，1921年生于布拉格，1944年9月29日，死于奥斯维辛：
蝴蝶
那一只，就是上次那一只，
那么丰富、明亮、耀眼的黄色，
或许，那是太阳金色的泪水
滴大白色的石头的……
那样、那样的一种金黄
轻盈得翩然直上。
它离去了，我相信，这是因为
它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
我在这里住了七个星期，
被囚禁在这个集中营。
可我已经发现，这里有我喜爱的东西。
蒲公英在招呼着我
还有院子里开着白花的栗树枝条。
只是，我再也没见到另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的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里，
不住在集中营。
爱娃·舒佐娃，1931年7月21日生，1943年12月18日死于奥斯维辛：
于是，有一些人争执起来。
其他人试着让她们安静下来。
最后，一个又一只，她们不再作声。
她们睡着了。
还有多少个夜晚
我们要住在这里？
我不知道，只有上帝有数。
阿莱娜·森科娃，1926年9月24日生于布拉格，1944年5月被解救：
我要独自离去
我要独自离去，到到一个地方，
那里人不一样，他们更为善良，
那个地方很远，谁也不知道在哪儿，
在那里，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
也许，我们更多的人
一千倍的坚强，
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为时太晚之前。
爱娃·波兹科娃，1929年5月17日生，1944年12月18日死于奥斯维辛：
恐惧
今天，集中营有了一种新的惊恐，
被它攥在手心，死亡挥舞起冰刀。
邪恶的病茵活跃地散布着恐怖，
在它阴影下的牺牲者，在哭泣挣扎。
今天父亲的心跳，在传达他的搏斗，
而母亲们，在用手盖住她们低下的头。
现在，这里的孩子们抽搐着死于伤寒。
这是从父母那里取走的一笔痛苦的重税。
我的心仍然在胸腔里跳动，
当朋友们在告别，去往另一信世界。
或许这样更好－－谁知道？－－
今天就死，免得看着发生的一切？
不，不，我的上帝，我要活着！
别看着我们的编号被熔化掉。
我们要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要工作——我们不能死！
居住在L410房的无名女孩：
集中营的夜晚
又一天离去了，被保存在
时间无底的深坑里。
它再次伤害了一个人，他被
自己的同类俘获囚禁。
黄昏之后，他急切地找寻绷带
寻找那柔和的手，遮住他的双眼
这样，就躲避了瞪着他的白天。
可是，在这集中营里，就连黑暗
也是一种令厌倦的眼睛，你昼夜
都无处逃遁。
小诗人哈努什·哈申布尔克1943年12月18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此后下落不明：
画
你们特莱津的画家们，
让一小刷子的水
浸入一个小小的碧色碟子，
你们这些上帝的造物，要有同情心。
你把兵营大块背景的黄色，
默默地、均匀地，
和屋顶的红色混在一起，
在那有着阳光的日子里。
这并不是辉煌的事情
你们正在画画。
这里唯有小小的云朵、梦想，
还有被死亡诅咒的围墙。
这不是世界。这只是画的屏障，
一个色彩的嘉年华会，一个太阳和宝石的世界。
这是伟大的太阳，光照宇宙
和苦涩的美，苦涩、令人害怕的图像。
你们莱特津的画家们，你们要把窗户敞开
面对世界，飘浮在
你们田园诗的云朵的背景上：
有一天，你可能跌入痛苦的口子里。
要挣脱那通向深渊的轨道，
要活着，在黑暗中，仍然创造！
同样是小诗人哈努什·哈申布尔克：
先锋
我，一个微不足道的造物，在乞求这个世界的施舍，
也许不用你的象足，把我踩倒，也许不用你的火烙，将我烧焦
让我长大，大到不需要喂养，
像一个男人在这场战斗中挣扎。
我要活！我饥渴。我对知识饥渴，
可命运在柔滑地递给我的
你是一袋塞了苦药的糖果
我，一个有着甜甜牙齿的小孩，品尝
一颗颗，先是甜的，接着，只是教训。
时代浪潮也是同谋，而命运在缓缓地
嘲笑我，笑着。在云层中雪在燃烧。
时间在垃圾堆上的假花中穿过，
而我知道许多人必须如此生活。
我吸着，喝着，命运提供给我的哺育，
虽然这喂我的乳汁已经没有甜味，
现在，我和我的思想单独在一起
我们吞咽下的的，比需要的更多，就像
是在上瘾。
一个无名的特莱津孩子：
想家
我在集中营住了一年多，
在特莱津，现在的黑色小镇，
每当我想起我亲爱的老屋子，
我就心疼得不得了。
呵，家呵，家，
他们干吗把我和你扯开？
这里，人死轻如鸿毛
他们死了，就永远不被人知道。
我愿望再回到家中，那让我想起春花的芬芳。
以前，我一直就住在家里，
竟然没觉得那是多么了不起。
我现在都记得那盛开的花园，
也许我很快能回到那里。
这里人在街上走，
你碰到的人，马上就又看到。
这就是集中营，
邪恶和害怕的地方。
这里没什么吃的，需要的却很多，
你被一点点吞噬，生长着恐怖。
可是，我们都不要放弃！
世界会转变，时间在更新。
我们都在等待那一刻
重新回家的一刻。
现在我知道家是那么可爱
我常常想起家来。
特莱津孩子们的画：《特莱津的房子》①，作者哈娜·科赫诺娃；《有着架子床的房间》②，作者埃丽卡·陶西戈娃；《鸟和蝴蝶》③，作者未留下姓名；《火》④，作者库尔特·科拉列克。
《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林达著，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38.00元。
本版有关特莱津的诗歌和图片来自三联书店《像自由一样美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