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
1950年代，美国一所旨在把学生送进名校的、有着悠久传统的高中，新来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基廷老师教授文学。他以他全新的授课方式、对艺术的的独到理解、对传统事物的否定、对教育的无限热爱，带领一批风华正茂的高二男孩体会诗歌的内涵，，探求内心世界，寻找精神寄托。学生们在他的感染下，成立了死亡诗人俱乐部，希望在繁重的课业之余找到真正的自己。但不幸的是，基廷老师的授课方式先是遭到校长隐约其辞的批评；后来学生尼尔因为痴迷于表演，却被一心希望他考名牌大学医学专业的父亲逼得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额头。最后基廷老师被迫离开学校，而学生们则以站上课桌这种充满叛逆精神和独特视角的方式，表达对基廷的依依不舍和校长的不满。
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十分形而上的问题：人的物质性追求和精神性追求的关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真正的人，除了努力追求尽可能丰裕的物质生活外，更应该追求灵魂的皈依，更应该有什么的活动——这样的生活才算得上是有着无穷无尽想法的人的真正的生活。从这一点上讲，“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不是陶渊明和荷尔德林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永恒的追求；诗歌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必需；诗歌不是获取高分的手段，而是人的丰富性的标尺；诗歌不是附庸风雅者的专属品，而是反映人的本真追求的心声；诗歌不是冷冰冰的坐标系上的理性思维，而是充满灵性的率性而为；诗歌不是教科书上博士的科学描述，而是黑暗洞穴中萨克斯的清亮演奏；诗歌不是通往哈佛大门的敲门砖，而是“卡匹迪恩”（拉丁语，意为珍惜生命）的深情召唤；诗歌不是在水泥森林压迫下的无病呻吟，而是内心世界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神往；诗歌不是在斧头帮帮主蛊惑下的亢奋口号，而是对施魅的坚决抵抗。
《死亡诗社》还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死亡。基廷老师对死亡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描述：“我们都是蛆虫的食物。”当时基廷老师带领学生来到学校的陈列室，指着照片上一个个毕业的校友对学生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来，他又以“卡匹迪恩”再次提醒学生珍惜生命，享受生命中的灵性的迸发，体会思考带给人的尊严，触摸诗歌的生命律动。其实，在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看来，在有着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的眼里，死亡并不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并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问题，而是一个让人体会生命的珍贵的终极性坐标。这一点在讳言死亡的汉语意识里，确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死亡，这个令东方人闻之色变的词，这个令东方人刻意回避的词，成为这群生机勃勃的中学生所成立的诗社的名字，透射出有信仰的人的无所畏惧。
死亡的本质是什么？这里不妨引述先哲的经典论述，来帮助我们认识死亡。
老子说：“出生入死。”
庄子说：“以生为死，以死为反（通返）。”
毕达哥拉斯说：“死亡是灵魂的暂时解脱。”
赫拉克利特说：“死亡很平常，它就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
德谟克利特说：“死亡是自然的必然性。”
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
弗洛伊德说：“死亡是人的一种本能。”
海德格尔说：“预谋死亡即预谋自由，向死而在是人的自由原则。”
萨特说：“死亡是偶然的事实。”
有所依恃、有所信仰的人，他们的灵魂是坚强的：死亡是他们的最终倚靠，朽坏的肉身不过是他们暂时寄托灵魂的寓所——如同陶罐打碎时，罐中的水回归大地、化育万物，洒向太空、循环不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支仿拟的偈子可以解释他们的无畏和智慧：“无立足境，方为化境。臻此化境，方为干净。”
“向死而在”是一个充满悖谬色彩的说法，就像宇宙以“无中生有”的形式呈现其物质性一面那样。向死而在的悖谬色彩不是这个说法本身的悖谬，而是诱人的存在的悖谬性所决定的。试想一下，人的肉体的有限性和人的灵魂的无限性，怎么可能同时并存于一个人的身上。然而造物主却偏偏把这二者调和为一体——最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发生了。于是，同样最不可能的说法——向死而生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人最本元的依托，成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津梁。
回避死亡、讳言死亡则是一种胆小怯懦的心态的流露。无所信靠的人，信奉猪栏理想的人，在物质泥淖里打滚的人，漠视心灵世界的人，看重尊卑等级、贫富贵贱的人，则会以“未知生，焉知死”来拒绝彼岸世界的召唤——此岸世界让他们奔走竞逐，贪嗔怨怒，如痴如醉，如狂如颠。对形下的执著和对形上的漠视如同人的正面和背面，对死亡的恐惧成为最大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得真善美与我们渐行渐远。
这部电影又被译成《春风化雨》，这是死亡恐惧的集中体现吧？
艺术和哲学的天职就是关注人类最根本的焦虑，就是探究人类如何抵达幸福和自由，就是挖掘人类天性中的最高智慧，就是探讨如何克服死亡恐惧给人的心灵造成的戕害。
死亡——“向死而在”的揭示者；诗社——“诗意栖居”的引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