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鬼

 

胡适二十年代写过一篇《整理国故与“打鬼”》，将国学研究喻为“打鬼”，为他的钻故纸堆作自辩：“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沈兼士又有题为《“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的著名论文，陈寅恪曾称许：“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在这篇考辨“鬼”字的论文最后，沈氏有意郑重其事地说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当时华北已处于日军势力的威胁之下，故他一位学生认为，这里的“打鬼”有暗示抵抗“日本鬼子”的用意。

又，洪业四十年代后期旅居美国，1952年著有《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此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杜诗选录，题作“请神”；下册为杜诗注释，批判了古今对杜诗的种种曲解，题作“打鬼”。胡适将旧思想比作“鬼”，而洪业则是将奇谈怪论比作“鬼”了。

按：所谓“打鬼”，原指西藏喇嘛教的一种驱邪仪典，蒙古语称为“跳布札”，“打鬼”只是汉人的俗称。蒙古、满族都尊奉喇嘛教，故“打鬼”成为清代以来北京的特异风俗，如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打鬼》云：“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其他如《帝京岁时纪胜》、《京都风俗志》、《水曹清暇录》、《东华琐录》、《京华春梦录》、《京都竹枝词》等书都多有记录。至民国此风不衰，尤以雍和宫的“打鬼”最为闻名，近人金梁《雍和宫志略》有详细介绍。雍和宫“打鬼”在旧历正月二十九日开演，前后三天；而沈兼士所说的“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即此年的旧历正月二十九日，正是指雍和宫的“打鬼节”。

由此可知，胡、沈笔下的“打鬼”，并非只是泛泛地用典，而是就近取喻，指一种活生生的民俗，尤其指雍和宫的“打鬼”。民国后的“北平”，虽逐渐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仍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乐园；因此，他们以北平本地风土为喻，实有着特殊语境，并透露出亲切的意味。

而等到洪业流亡海外的时候，已是河山变色，乐园不再，那时他借用“打鬼”作为修辞，也就跟齐如山、唐鲁孙追忆旧京风物一样，想必是有了无限的故国之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