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大清是可以挟三代领导人持续盛世的余威，一如央视所言，在中国“再活500年”的。然而，这一美好前程，被慈禧的“两个不宜”断送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慈禧接报后，指出：“不宜为变革设立时限，也不宜强行推动变革”。
于是乎，大清重振国威的这一缕曙光，在慈禧的“两个不宜”训示下，于百日后化为历史的悲尘。
事实上，慈禧的大清并不是不要变革，只是不喜欢激进式变革。因此，尽管慈禧一手干掉了百日维新，另一手却在始终不断地推进“变法”。而且那一系列改革举措，不但涵盖了当年光绪变法的全部内容，很多方面还过之而无不及。
但后来者并非一定“居上”，甚至会跌入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说的“陷阱”：“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地会得罪人民。”当大清错过改革的机遇期后，这些改革已经再得不到民众的呼应。泱泱大清，就这样于百日维新被干掉13年后，在不断推进“渐进式变革”时轰然倒塌。
慈禧作为近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先驱，给个人，给大清，留下的都是千古遗憾。这也是大清的改革模式给今天执政革者的启迪：改革必须设立时限，改革也必须强行推动。
历史的惯性证明，执政者总是难以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期作出自己的判断。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还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可当他们失去力量不得不忍痛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危机已经暴发了。
因此，作为执政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就是：在局势还未失去控制的时候，尽快走出“底线心理”，为改革设立时间表，并强势推动改革进程，以防止社会堕入“玉石俱焚”的无序状态。
如果由于执政者的短视，让中华民族再次走入万劫不复的“历史周期率”，我们今天的“盛世”同样只会徒然成为后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