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其中有刘先生对余英时、杜维明、金耀基、史华慈、陈方正、傅高义、狄百瑞的访谈。读此书才更充分地知道刘先生的文化关怀确实深远。书中可发挥之处甚多。
金耀基说，曾国藩为了保存中国文化，宁愿站在满清王朝一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不得不坚决打倒中国文化。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应该持什么态度？
刘梦溪先生指出，清末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陈宝箴等等雄才大略的知识分子，跟乾嘉学术的繁荣密不可分，可是当代中国却了无人物。没有一个气象宏大、风范高标的人物群体，社会就没有风骨和风气。
刘先生指出，尽管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省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反省的能力、资源的积累还相当不够。
杜维明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建需要文化资源的积累，要经过三代人的积累，才能成为传统。他呼吁中国出现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无法涵盖刘先生所言“人物”。“人物”是既有充分的文化积累，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还必须具有承担能力和操作能力。三者俱全才是人物，只能坐而论道者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人物。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在对话中明确表示他所领导的研究所不想涉及出版事务，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干才。他说：“要达到真正高水平的出版，不仅香港，连中国内地也缺乏好编辑。好编辑不能单靠经济条件培养，他的才干是基于文化理想累积起来的。”
一个世道如果礼崩乐坏，大家全都丢魂了，连强盗也会堕落得不像强盗而像个无赖。满街都是无赖小子，当然就找不到人物。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人都在没有文化的氛围中成长，思谋者操作者皆无所谓“文化理想”，所以一时断无“人物”可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