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三十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缘督，室名缘督庐、奇觚庼；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
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纪事诗》仿前人《南宋杂事诗》、《金源纪事诗》的体裁，以人为目，以诗系事，而旁征博引，左右参证，汇集五代北宋以来书林逸事于一手，为藏书史乃至文献史的创辟之作；所收人物不限于上层的学问家、收藏家，更包括下层的书贾、抄匠、刻工，尤见其眼界胸襟。陈垣颇好此书，惟惋惜“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按：叶著亦文亦史，附征文考献于七言绝句之下，实为学林创一新体，陈氏囿于史学立场而非之，殊可不必。)近世以来，伦明先后有《补藏书纪事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有《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有《续藏书纪事诗》，徐绍棨(信符)有《广东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宋路霞有《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此外，莫伯骥有《叶氏藏书纪事诗补续》佚稿，刘声木、冯雄皆有续作《纪事诗》的计划，可见叶氏此体影响风气之盛。
《语石》虽系札记体，但以时代、地域、类别、体例、人物等分门别类，发凡起例，“专开门径，及访求收藏鉴别之事……非叙跋，非考释，似于金石门中别开生面”，实为传统石刻研究作一总结。顾燮光誉为“精博详赡，体例完善，实为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柯昌泗亦指“近世访碑之书，推长洲叶鞠裳侍讲丈《语石》条理最善”。
两书以外，叶氏尚编著有《滂喜斋藏书记》、《邠州石室录》、《寒山寺志》等作，诗文则由门生辑为《奇觚庼诗集》、《奇觚庼文集》、《奇觚庼文外集》。至于其《缘督庐日记》，历时近半世纪，清季政治、风俗、学术皆可藉此窥其痕爪，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为叶氏另一传世名著。
叶氏家境平平，科场亦不甚顺，四十岁始中进士，此后十余年皆任京城冷官；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外派为甘肃学政，掌一方学校政令。在甘肃任上时，正值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叶氏亦承敦煌县令汪宗翰、名士王宗海转赠敦煌遗物多种，惜误以为藏经洞文物无多，精华已尽，而未亲赴现场调查。以后叶氏在日记中表示：“……其精华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论内在的学术素养及外部的历史机缘，叶氏实为敦煌遗书最适宜的发现者，而终亦失之交臂，是为叶氏个人一生的最大遗憾，亦是中国近代文物史的最大损失，故比之为天损星焉。不过，敦煌遗物虽流出域外，而能保存无缺，在文物意义上虽属损失，在学术意义上则虽损而犹未损也。
叶氏于清室虽受恩无多，但入民国后，却能忠于所事，以遗老终其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欲延之为名誉总纂，而叶氏谢绝，自叹：“噫！如鄙人者，国亡宗坠，旦夕入地，尚何有名誉之可言？”苏州地方欲聘他续修《苏州府志》，叶氏亦坚辞不就：“不佞大清长洲县人也。今大清何在？县何在？”其实民国亦有名无实耳，大清固已不存，民国又何在？
诗曰：藏书纪事孰开山？未过敦煌空手还。识宝番胡君莫怨，泰西虽远亦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