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说，当他就改善中美关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时，专家们一个几乎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必须首先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然后才能改善中美关系。
实际情况与这大相径庭。后来基辛格才发现，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认为，台湾不是中美关系的试金石。
因为对一个政权而言，其“国家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当时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首先是苏联，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台湾问题，充其量只是“中国的内政”。
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才说：“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指当时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才是大问题。”为了搁置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
中美关系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主流媒体也承认，这不但“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主权决不仅仅维系于领土的完整，更取决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由两大块构成，一是外部安全，一是内部安全。
今天，威胁中国外部安全的因素，无庸讳言，应该是在走向并继续走向缓和，日益成为一种“冷威胁”，至少已经不再激烈。
比较之下，中国国家内部安全，也就是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越来越成为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取向。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一再证明：攘外必先安内。靠“勒紧裤带”去援助世界，固然能换得一时节的“同志加兄弟”，然而到头来，不是变脸，就是兵戎相加。
如何实现国家内部的长治久安？现代政治常识告诉我们：民主的国度，其社会总是“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虽然在中国特色的专制基石上，也曾不乏稳定与和谐的“盛世”，然而无一例外，总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成不中国执政者怎么也摆脱不去的梦魇。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示后人：民主才能走出周期率。
历史是今天的过去，未来是今天的延续。我们既无法改变历史，我们也无力改变未来。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在。人，必须为今天而活着，为幸福而活着，为追求今天的幸福而努力地活着。
中国人民为建设共产主义之类的未来，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为之牺牲了个人自由、创造精神、文化甚至家庭生活。今天，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任何集团，哪怕是先进性集团，为了“一个中国”的所谓“前提”，再次担搁十三亿民众的幸福与福祉。
今天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是国家内部安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民主、民权、民生问题。一个政权的形象、荣誉和尊严，来源于其民众的自由体面、富足快乐的生活。统一固然可以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快感，但终归当不得饭吃。人民的素质事实上并不高，他们从来只会依据自身状况来评价他们的执政者。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资料上看，当年日本侵华时，有些中国人并不“逃难”，正如他们所言：“谁来了不是交粮纳税？”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只有改善与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的人，人们才会对他们“心连心”。
国家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想分分不开，想合合不拢。苏联在专制的魔力下，曾经吞并了周边一系列民族。然而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却在一夜之间四散而开。但是，东德和西德尽管在绝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各走各的路，最后却在民主的彼岸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统一。今天的南北朝鲜，任何人也不会怀疑，迟早有一天会走向统一，而且，更多的人可能认同，届时必然同样是民主的韩国兼并社会主义的朝鲜。
从历史上看，那些走向民主的国家，似乎总是在扩张而非“丧土失地”。英国、日本、美国等都曾是成功的案例。当然，今天民主国家的扩张，已从领土等物质层面，转到民主自由理念等精神层面。这种扩张，也很成功，世界上生活在民主天空下的国度与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在增加，而专制政权的个数，则一直是负增长。
当十三亿人的创造精神和自主能力，在民主的制度下释放出来的时候，其创造出来的能量，纵使不会“天翻地覆慨而慷”，也一定会“当今世界殊”。那一天，我想，台湾问题不但不会是个“大问题”，有可能更本就不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