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令人失望的十七大
中共十七大已经在海内外一片失望中谢幕！
首先是许多希望胡锦涛能够为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说话的老右派，在观望等待之后，发现胡锦涛对于处理历史问题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意愿，特别感到失望。这样的电话，我接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
其次，从胡氏高参俞可平放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胡温自己也是热蒸热卖“民主”大包子，弄得人人都想买一个刚出笼的热包子尝尝。
第三，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在香港出版了一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把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释放出一个信息，说胡氏有“批毛”的意向。这是邓公留下的遗愿。邓公曾有话道：“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小平：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但是，现在看，胡氏却把毛祖请回了神坛，梳妆打扮，涂脂抹粉，顶礼膜拜。
以上几点，原来是把一些人搅得心里痒痒的，以为胡氏过了十七大，就会摩拳擦掌，粉墨登场，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中共党内党外，大闹一场。现在看来，那是我们这些看客的一相情愿而已。本文只说，一群老右派的失望问题。
（二）江湖班头胡锦涛
其实，把戏是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胡锦涛是玩弄遮眼法变脸法的江湖高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大家可以想想，胡锦涛是在毛泽东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号召中，作为清华大学学生光荣入党的好苗子。经过50几年的历练，得到邓公的慧眼识才，知遇之恩，提前10年就钦定接班，因而经历了10年的见习，5年的实践，再加上一群智囊高参出谋划策，当然会出手不凡了。
其实，任何魔术师都会露出破绽。胡锦涛的意图并不隐秘。观察十七大以来的全过程，我们总算看出了一点戏路。胡锦涛今后的方针，我用九个字概括是：举毛旗，穿邓鞋，走新路。打右派是毛祖的功业，阻扰彻底平反是邓公的遗诏。胡氏当然要继续维护。这是举毛旗，穿邓鞋，走新路的必要条件。
胡氏的把戏是继续高举毛泽东红旗，以解决某些民生问题代替实现民主，以处理某些现实问题，掩盖历史冤案的平反。总的方针就是冻结历史遗案，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主要给弱势群体一些恩惠，找一个满脸皱纹的穷兮兮的老农民，对着话筒，颤抖抖地说一句“感谢共产党”、“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政府”等感恩戴德的话，以收买人心，造成获得劳动人民拥戴的假象，然后利用劳动人民的名义来打压维权的老右派等等要求平反赔偿的人群。
这是胡锦涛的锦囊妙计，如意算盘。反正他在任只有5年。5年还不好熬过。熬过之后，功劳都记在自己名下，问题都留给后任。
（三）海外中性舆论认为，历史遗留问题是共产党绕不过的一道坎
如同往昔，国内媒体对于十七大都是在齐声大唱颂歌，海外媒体当然不习惯这种自吹自擂的宣传。在持论比较中性客观稳健的《联合早报网》上，虽然对于中国经济也是大唱赞歌，但是没有任何一位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渡过了急流险滩。该网站发表了好多文章，都是呼吁中共要厉行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化解历史积怨，实现社会和解，族群团结。我读到该报时事评论员杜平先生的文章《十七大能否结束一段历史》（10/12），是一篇极为中肯委婉而言中要害的文章。
确如杜平所言，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其复杂性，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供参照的先例，即使是和两个都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俄罗斯相比，中俄两国的问题也不可同日而语。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国内的，国际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这对于十七大后主政的领导人胡锦涛来说，既是千古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举世无双的伟大挑战。
在胡锦涛之前，中共有过“三代领导人”。但是比较而言，胡锦涛主政的5年，比他的前“三代”显示了更多的卖点。对此杜平给予了高分。他说：“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从来就不缺少博爱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博爱’终究都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自爱和自恋。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就在于对这种自爱、自恋心理及其衍生的‘三个代表’，替之以具有博爱精神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世界舆论对胡锦涛过去五年的政绩给予积极评价的原因。”这个评价，作为大陆知识分子一员的我，认为还是客观的公允的。
但是，困扰胡锦涛是他敢不敢、能不能“结束一段历史”，即彻底平反共产党执政史上制造的冤假错案。杜平说：“中国历朝历代，所有统治者几乎都曾发誓要立千秋之业，泽被于后世。可是实际上，多数统治者只有近忧而无远虑，只图眼前之功而无长远之计，不愿对历史负责，不愿为后人分忧和铺路，甚至作出自我牺牲。为什么中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政者都是如此地不堪重负和举步维艰？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还在为千百年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还要重复承受着前几代人就已经遭遇过的苦闷、挫折和失望？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统治者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杜平的话没有把要害点破。这是这个网站的中性文风使然。杜平认为，胡锦涛接下的这个摊子，并非是一个“伟光正”，而是一个沉重的巨大的历史包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们都是“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胡锦涛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块拒绝接受世界政治文明的挡箭牌。
（四）《复兴之路》自供：共产党是癞皮党
为了给十七大造势，CCTV拍摄了一部自称可以媲美《大国崛起》的六集大型纪录片《复兴之路》，已在该台各个频道反复重播。我看了之后，感到十分失望。如果这部电视片能够确是如官方宣传的是胡锦涛政治报告的形象解读，是代表胡锦涛的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未来执政理念，那么，我们对于胡锦涛未来的五年，几乎不能抱有一点希望。谁要是对胡锦涛心存幻想，请认真看这部片子。它是打开胡锦涛隐秘的钥匙。
以该片第三集《中国新生》而言，其时间跨度为1949年—1976年，也就是毛泽东主政的28年，内容概要为：
“本集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的重大成绩为核心内容，表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独特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快速向工业化迈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
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遭遇曲折，但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为了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建设新中国，同时也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读了这个概要，我们就知道，这对于历史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嘲讽。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能够嫁接到“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身上吗？毛泽东一人独裁、一意孤行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放水稻亩产13万斤“卫星”、导致四千万人饿死的错误，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吗？毛泽东罄竹难书、祸国殃民的罪恶是因为“缺乏经验、急于求成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遭遇曲折”吗？
我们这些经历了“中国新生”全过程的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叙述。我们还要请问1942年出生、7岁迎接解放军解放的胡锦涛，你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吗？
《复兴之路》是打开胡锦涛隐秘的钥匙。这就是他要继续打毛泽东的红旗，那面叫中国人充满狂热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红旗，那面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的红旗，那面打了55万右派的红旗，那面饿死了4000万人的红旗，那面把国家主席也可以随意整死的红旗。难道这都是因为“缺乏经验，急于求成”造成的失误吗？《复兴之路》是黑白颠倒，谎话欺世。真正的总编导就是胡锦涛本人。
《复兴之路》是共产党的自供状：改不了痞子党、癞皮党的本性。
（五）请举证向党进攻的右派
在该片第三集《中国新生》中，关于反右是这样解说的：“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趁全党整风之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如此伪造历史，叫我们苟活于世的右派不可容忍。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历史学家和一大批右派分子本人已经以充分的事实厘清了这个毛泽东虚构的诬陷。被钦定为第一号右派的章伯钧，他是周恩来策动吴化文军长起义的联络人。本人所在的济南市是中共以攻坚战夺取的第一座城市。当时，济南市有一道14米高、8米厚的城墙，蒋介石还准备空投数万援军固守，但是由于守卫机场的吴化文军长起义，济南失守。此事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话说，由于吴化文起义，解放军少牺牲了几万人。
至于，章伯钧在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建议，第一，是光明正大的建议，第二，和现在共产党所实行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际上没有任何不同，可以说正是采纳了章伯钧的建议，才有了今天共产党自鸣得意的统战谋略。至于，把别人批判章伯钧所说的“轮流坐庄”论强加在他头上，更是栽赃。不过，50年之后，我们反倒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前途，就是要实行“轮流坐庄”。这是中国唯一的光明的出路。民主党派不但要做参政党，而且还要做“参选”党，和共产党平等竞选，彻底摆脱“花瓶”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否则，就是假民主。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了学术界自由派的共识。君不见，台湾现在不就是民进党和国民党在“轮流坐庄”吗？一党专政，除了对于拥有既得利益的共产党的干部，对于老百姓和广大党员这有什么不好呢？一个国家，不首先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只允许维护一小撮执政党人的利益，这样的政权代表什么人呢？
我们诚恳地请求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把你们认定的“不予改正”的5个右派以及可以发掘出来的右派，也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你们认为的真右派，请委派法学家、历史学家予以论证。这桩历史积案一日不澄清，中共领导人你们自己就会一日不能“安然酣睡”。那些死去的活着的冤鬼、怨鬼、厉鬼、恶鬼、吊死鬼、溺死鬼、瘐死鬼、枪死鬼、饿死鬼、渴死鬼是要向你们叫魂的，要喊冤的。夜半醒来，你们不怕鬼叫吗？夜行途中，你们不怕鬼打墙吗？
（六）历史欠债不容拖欠
毛泽东遗留的反右孽债、邓小平留下的六四孽债、江泽民留下的法轮孽债，都等待着胡锦涛来偿还。这对胡锦涛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太残酷。但是，你既然要做总书记，那实在是义不容辞，无尚光荣。
所幸的是，胡锦涛在前面的5年主政期间，没有做出新的太多太出格的事情，造成新的积重难返的民怨民愤，因此为在以后的5年期间处理“三代领导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顾中共自己的历史，清偿历史欠债是创造新局的重要条件，必要条件。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平反了从江西时期的AB团开始的数百万件冤假错案，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可是，邓小平遇到困难绕开走。反右“扩大化”，他负有不容推委的执行责任，可是他把问题甩给后人，反而留下一个反右“正确必要”的结论。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很不光彩的，很自私的，很不负责任的。明明知道错了，错误局面是自己造成的，却把责任推卸给后人。正因为他对反右作出了“正确必要”的结论，而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规矩是，既然要拜祖宗，因此祖宗放个屁也要说是香喷喷的，好闻好闻，因此，对于反右运动的评价，就只能从“本本”出发，以“凡是”为准绳。邓小平不但把难题留给后人，而且还要捆住后人的手脚，以维护他的千秋功名。
偿还历史欠债，这对于十七大后的新主胡锦涛来说，既是千古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举世无双的伟大挑战。中国人等待着，海外一切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士也等待着，看胡锦涛“能否结束一段历史”，把历史的积怨予以清除。
死活右派齐声唤：勿赖债，勿赖债
（2007/10/13－11/15）
附：
十七大能否结束一段历史？
[杜平] 联合早报网时事评论员 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事评论员(2007-10-12)
中国现状的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繁华的都市到贫困的乡村，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民生到环境，凡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发达社会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现象，在今日中国都能同时看到。
换言之，在中国13亿人口当中，尽管有一部分人“与时俱进”，双脚已经踏进21世纪，但还有一部分人却生活在20世纪，甚至停留在19世纪。不只是相互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而且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此地自相矛盾，甚至五步之遥就能看到反差，这样的国家应该如何管理？
历史包袱不堪重负
可以这么说，由于中国发展现状极其特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因为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工业化转型初期的经济混乱状态，资本主义崛起之初给政治管理者带来的挑战，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赶不上社会变迁的步伐等等，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发达社会都已基本成为
过去，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若把美国作为参照，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中国之难。布什总统的治国智慧和能力虽然有所不济，但他所拥有的国家体制，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按照既定轨道运行。这是美国开国以来的历代政治家所做出的功德无量的伟大贡献，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最佳写照。
而胡锦涛及其团队所面对的，却是反差极大而又彼此对抗的新旧两个中国。不只是新问题千头万绪，各种老问题更是堆积如山。中国在一代人时间里所要肩负的历史重担，相当于百多年以来美国几十届政府共同铸造的伟业。
中国社会的进步为什么如此缓慢？为什么历史的沉疴不断淤积而少人问津？历史家们也许有更好的答案，但笔者还是要不揣冒昧地指出：数百年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落后于人，原因在于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没有尽到应尽之责，都不敢或者无心面对自己所应该解决的问题，反而是一代又一代传之不断，永远指望子孙后代替他们了结。
中国历朝历代，所有统治者几乎都曾发誓要立千秋之业，泽被于后世。可是实际上，多数统治者只有近忧而无远虑，只图眼前之功而无长远之计，不愿对历史负责，不愿为后人分忧和铺路，甚至作出自我牺牲。为什么中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政者都是如此地不堪重负和举步维艰？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还在为千百年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还要重复承受着前几代人就已经遭遇过的苦闷、挫折和失望？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统治者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政治改革搁置太久
自清朝末年开始，宪政思想就已经渗入中国，政治改革本可从那时就已启动。但是，此后百多年以来，宪政体制这个真正攸关千秋大业的根本问题，却一直原封不动，至今依然束之高阁。从辛亥革命、国民政府、“五四运动”及至共产党执政，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之所以从未间断过，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一直处于未定之态，不能给人以稳如磐石之感。中国历史的进步是如此缓慢，社会稳定也显得脆弱不堪，这是近代以来所有当政者都应负起的责任。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之足在欢蹦乱跳，但整个社会依然在独脚跛行。现代政治文明，包括民主体制、言论自由和博爱精神，基本上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痛苦呐喊阶段。中国人究竟是否应该有民主、自由和博爱的权利？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当权者都曾信誓旦旦。但时至今日，对绝大多数人口而言，所谓民主、自由和博爱，不是极度奢侈的“奢侈品”，就是极度危险的“危险品”。总之是百年求索，得之无门。
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从来就不缺少博爱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博爱”终究都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自爱和自恋。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就在于对这种自爱、自恋心理及其衍生的“三个代表”，替之以具有博爱精神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世界舆论对胡锦涛过去五年的政绩给予积极评价的原因。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落伍现状已经持续得太久，不只是与民众的愿望相差太远，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而且更阻碍了社会健康发展的进程，制约了更多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过去，中国当政者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来拖延政治改革，但现在这些理由和借口不再具有说服力。若要避免政治文明的进程蹉跎不休，那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结束一段旧历史，开启一个新时代。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