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那么朝鲜政党制度体现的是那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多样性。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建立在“主体思想”信仰基础上的自我定位，并未阻止朝鲜劳动党执政后迅速蜕变为坚持一党独裁的现代专制主义者。
朝鲜现代专制主义在近来年由于官方对抗世界民主化大势而得到加强。
对外，鉴于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专制政权在世界上日益孤立的现实，为了证明朝鲜坚持“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朝鲜劳动者领导人在所有国际场合都强调“每个国家和她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似乎谁批评劳动党和朝鲜的现存制度，谁就是践踏“朝鲜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对内，执政者则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宣称官方钦定的“主体思想”版本乃是“建设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同时把“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解释成只是“资产阶级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的产物，如今又成了“西方霸权主义”进行“渗透颠覆”的“工具”。另一方面，无论对外还是对内，民族主义都成了朝鲜劳动党手中的重要利用物，成为朝鲜劳动党手中最方便的武器：“祖国”是神圣的，而党则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从而使“朝”、“西”之间的对立，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混合色彩。
很多朝鲜人已经从实际生活、特别是蔓延全国的腐败中，感悟到政治建构中权力制衡的重要，威权主义时代相对开放的新闻媒体又使人们了解了西方政治运作中立法、行政、司法独立的实际效果，所以喜欢思考的朝鲜人对官方主张的“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之类意识形态多不以为然，或至少心存疑虑。
时至今日，人们（至少是知识阶层）已经不再相信、甚至不再认真对待正统意识形态的陈旧说教。
各种私人聚会场合公开表露的怀疑、不满、牢骚、怨恨，大量玩世不恭而又颇具政治讽刺意味的笑话、歌谣、打油诗等等，足以表明朝鲜劳动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正在经历一个痛快淋漓的垮塌过程。
但在正式场合，在所有要做给当权者看的场合，人们还必须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重复那些统治者已经“教导”过无数次、但民众仍被要求继续重复下去的“标准语言”。这里的关键是：人们已经知道自己所讲的大多不是真心话，而是谎言。此乃威权社会比极权社会进步之处。但明知在扯谎而为之，则又是威权主义新的社会痼疾。
专制主义从来都是与思想自由水火不容的。以“党治”为特征的现代专制主义可以制造激情，也可以制造平庸，但就是不允许思想。
为此，一是利用手中的传媒工具向公众灌输其“一贯正确”的形像，有意抹掉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冀图靠淡忘抹去历史记忆，甚至连中国志愿军援朝历史都被篡改。这一点近年来表现得尤其明显。历史被完全装点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另一方面，又对有可能产生异见或叛逆主张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实施思想监控。
手段之二是收买和“招安”：只要按照“党”的要求“弘扬主旋律”，则课题经费、职称、房子、出国等等好处就会滚滚而来。毕竟凡夫俗子还是大多数，在一“硬”一“软”两种手段的夹持下，又有几个“不识时务”者能不就范？威权主义“胡萝卜加大棒”式“威胁”与“招安”并举之策，往往使意志薄弱者在风险面前望而却步。这就是朝鲜社会：在现代专制主义淫威下，知识阶层普遍弥漫着“阳痿症”。
朝鲜现代专制主义到底错在哪里呢？首先，它故意把具有社会进化普遍性的东西模糊化：无论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如何不同，它们都将是体现社会进化之一般逻辑的表现形式。其次，“民主”并无“阶级”之分，正如“市场经济”并无“主义”之分一样。第三，人类普遍价值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在现今人类文明进化水平上，确实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但以“党”作为“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则是赤裸裸的专制逻辑，该逻辑只能使尚未解决的人类难题更难解决。
民主化是现代政党政治制度的核心，偏离这个方向，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走向失败，并从根本上制约与扭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纵观朝鲜社会，稳定自然是朝鲜可以理解的社会现实，然“和谐”又从何谈起？朝鲜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制造平庸。利用各种手段暴富的有钱人和官僚“新贵”们在歌舞升平中消费平庸；日常的谋生需要又迫使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工薪阶层、下岗者、农民、进城打工者）“沉沦”于无尽无休的生存奋斗中，体验着平庸；极少数思想者在重重包围之下，沦落为平庸。